第五七三章 纺织危机
“李先生,我来给你介绍一下,这位是中建地产的老板徐世勋!”包玉钢指着徐世勋说道。
在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,包玉钢并没有喊阿文。
而之所以介绍的是中建地产的老板,而不是徐氏集团的老板。
完全是因为徐世勋的二哥还在,而在徐爱周去世之后,徐家产业由三个儿子掌握。
而虽然徐家的矿产业、地产业和航运业分别分给三个儿子掌握, 不过徐家并没有分家。
所以徐世勋才可以在他二哥去世之后重新掌握徐家大权,而徐家不是被分裂开。
“徐先生好,今天算是沾了徐先生的光了,黑色闪电很不错!”李志文笑着伸出手说道。
伸手不打笑脸人,再说两者没有什么矛盾,自然李志文好说好话了。
“李先生喜欢就送给李先生好了!”徐世勋也笑着伸出手握住李志文的手道。
“君子不夺人所好,我对赛马也没太大的兴趣!”李志文说道。
“李先生客气了,不过黑色闪电确实还小, 在赛马中还不是什么顶尖的, 这样吧,约个时间李先生可以来我的马场看一看!”徐世勋说道。
李志文知道再拒绝就不好了,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。
而徐世勋看到目标已经达到,就和霍鹰东和包玉钢说了几句离开了。
而包玉钢的目的也达到了,赛马也已经结束,就和李志文约了拜访徐世勋的时间分开了。
李志文离开跑马地,前往了位于铜锣湾的麒麟服饰总部。
郑超昨天打电话说有事情要汇报。
“老板!”郑超已经等在麒麟服饰公司门外了。
“进去说!”李志文言简意赅道。
就这样李志文和郑超一前一后进入了办公室。
“阿超,你说的有什么事?”李志文开口道。
“老板,目前香江的纺织工会正在进行联合,想要提高纺织原料的价格,我们麒麟服饰公司算是香江第一家成衣制造,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,所以我特地汇报。”郑超说道。
“纺织工会,涨价多少?”李志文问道。
“距内线汇报说至少三成。”郑超说道。
“三成,好大的胃口!”李志文冷笑一声道。
郑超听到李志文的讥讽没有开口说话。
实际上虽然你李志文算是香江第一华人首富,但是这名头又不能让别人纳头就败。
纺织工会占有香江九成以上的纺织原料。
所以麒麟服饰公司依然要受纺织工会的制约。
“纺织工会那边的具体情况是如何?”李志文问道。
“老板, 这些纺织工会的会员大多是沪上佬过来的, 这是他们的资料。”郑超说道。
李志文拿起了郑超递过来的资料看了起来。
为什么香江的纺织工会被沪上佬给把持,这都是有历史依据的。
香港早期工业起飞的资金和技术主要来自沪上,而劳力主要来自邻近的华南农村。
香港工业的发展过程,实质上是一个单纯从转口贸易中赚取经济收入到输入原料加工成品,最后输往世界市场销售,从而赚取“附加值”的转变过程。
纺织制衣业是这种转变过程中的先驱。
战前,香港仅有少量山寨式纺织制衣工厂。
1950年,香港纺织制衣工厂逾五百多家,雇用工人两万五千名,约占制造业雇员的三成以上。
1960年,香港纺纱厂逾三十家,员工一万六千名;织布厂逾三百家,员工两万五千名;制衣厂六百八十九家,员工四万两千名。
其中制衣业发展最快,工厂比1950年增长十六倍,员工增长二十倍,员工数占整个制造业员工的18.8%。
纺织制衣业的发展,带动香港整个产业的发展。长期以来,香港的纺织品出口, 占总出口量的三成左右。
从六十年代起, 香港更注重发展附加值高的制衣业,遂成为世界成衣中心。
1973年,香江成衣出口量首次超越意大利而摘取世界第一。1978年,香江虽然不及意大利同年出口值的三十三亿五千万美元,以三十三亿两千美元而退居第二位,但在世界制衣业强国如林的情况下,香港以一个弹丸之地的经济区,确实很厉害。
从八十年代初起,香港劳务成本高涨,粤省成为香港纺织制衣业的后方工厂,纺织品仍可在国际上保持强大的优势。
沪上是中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。在五十年代前,沪上纺织品产量占全中国的一半以上。
沪上纺织业迁港有两次高潮。一次是香港沦陷前,当时沪上沦为日伪统治,而香港相对太平。
这些在港沪商的纺织厂,一小部分在日本战败迁回沪上,大部分则留在香港。
由于沪商的带动,香港本地商人开办了一些山寨式织布厂。
第二次迁港高潮,是四十年代末、五十年代初。最初是举厂南迁,主要是纺织人才及资金的流入。这一次迁港规模较第一次大得多,并且遇到劳力资源丰富的大好时机——有几十万内地移民涌向香港,廉价劳力取之下尽。
在香港政府推行工业化之前,香港的纺织业已有相当的基础。在工业化起步时,纺织业一马当先,成为众业中的明星,带动了香港百业的发展。
在香港的华商界,从事纺织业的沪商率先打破粤商称霸的格局。
香港是不择细流、兼容并蓄的汪洋商海,只要有能力毅力,就能找到施展的舞台,逮住适宜的机遇,就可获得应有的财富与地位。
纺织业的沪商,有的跻身于香港百亿富豪俱乐部;有的晋身两局议员,显赫一时,饮誉香江。
现在要介绍的三位纺织工会的扛鼎人物,来香港之前,都不是纺织资本家。
陈廷骅是浙江宁波人,父亲是宁波的殷商。陈廷骅中学毕业,便早早在父亲手下学做生意。
那时的沪上商人,有半数是宁波籍人,另一半来自杭州、嘉兴、太湖平原。
父亲说:“要想成大事,非得去沪上不可。”
十几岁的陈廷骅便坐船来到沪上。陈廷骅做事踏实,加上父亲在沪上的宁波帮老关系颇多,才二十出头的陈廷骅,便担任三家宁波商行的总经理。
1949年,陈廷骅携带一批金银来到香港,在中环爱群行租了一间一百多平方英尺的写字间,从事棉纱、棉布生意。
内地移民大量涌向香港,市面混乱,人心不稳,加上语言不通,生意分外清淡。
陈廷骅觉得自己不适合在香港做贸易商,跟广东人打交道,听粤语如听外语。
于是,就起念做工业家。他首选的业种,自然是纺织业,这是沪上人的传统工业。
陈廷骅做事稳健,动了念头,又迟迟按兵不动。
陈廷骅一面观察时局,考察市场,物色人才;一面维持纺织品贸易,筹措资金。
1954年5月,他通过邀股,组建南丰纱厂有限公司。
第一间纱厂设在新界荃湾,那里地价便宜。纱厂资本额六十万港元,两年后建成投产,月产棉纱四百包,每包四百磅,全部供应香港的织布厂,是当时较大纱厂之一。
周文轩、安子介来港时间与陈廷骅差不多。和陈廷骅一样,他们来港前都不是纺织业的圈中人。
周文轩是苏州人,在家乡念书至初三,正值战争爆发。学校内迁,周文轩被迫中辍学业,到沪上的一家染厂做化验生。
有了一些积蓄后,便邀几个好友,办了一间里弄小厂,专门生产缝衣车针。周文轩交往最多的,是商场和制衣厂,他常常跑那些地方推销车针。
1949年5月,周文轩携妻加入了迁港的人流。
如果周文轩不来香港,或许一辈子不会认识安子介,更不会成为生意合伙人。
安子介比周文轩稍大,1912年出生于沪上的世家,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。
1938年,在商行任高级职员的安子介,携妻子儿女逃避战乱来港。安子介先后在香港的银行和贸易行做事。
安子介回忆道:“我当时像海洋中被大浪冲击着的一粒谷子。大浪把我冲到哪里去,我就在哪里着陆。以当时的年纪来说,这也是一种冒险。”
1948年冬,安子介带着家小及细软,再次来香港避风。
安子介和一些沪上朋友,创办了一间贸易公司。
从1949年初起,迁港的内地移民势如潮水。香港充斥南腔北调,除百年不衰的粤语外,最易闻及的是吴语。
沪上人多凭着吴语而互相结识,在异地他乡,局势纷乱之中见着老乡,自然格外亲切。”
沪上人常常聚集在一起,谈起国事家事及眼下的处境。周文轩与安子介等人,就是在这种场合认识的。
原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唐翔千曾回忆道:我们在沪上都还算体面人物,来到香港,除了一双手外,几乎什么都没有。香港人满为患,物价飞涨,我们只能租简陋的房屋住,为衣食忧愁。香港的本地人,把种种不是归咎于内地人,内地人遭致歧视,也是难免的。不过广东人这点好,你干事业他们不会拆你的台,大家公平竞争,不分南北东西,这便是香港。
当时安子介这个圈子,有唐翔千、周文轩、周忠继、张叔成等人。他们原在沪上,都只是一般的有产阶级。周文轩说:“我们在拥有花园住宅的香港人面前,简直就是穷光蛋。”
大家聚一起排遣心中的忧患,宣泄对现实的不满。排遣也好,宣泄也好,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生存下去。
他们自然想到纺织业,这似乎成了沪上人的世袭领域。
他们中间,只有周文轩曾在沪上的染厂做过化验员,算是一个专业人员吧。
就凭这一点,大家聚股在青山道开设华南染厂。安子介做董事长,周文轩做总经理。
他们也是那时与陈廷骅正式有交往的,染厂从陈廷骅的南丰纱厂购进棉纱,染色后,再卖给布厂织布。
染厂是吃水大户,纺织业的业主皆视染厂为险途,周文轩回忆道:“那时,开业要经过一番困难,因为香港缺乏饮用水,我们要泵取山水,才能解决困难,有时候,由于担心染厂无水供应,睡梦中也会惊醒。”
报告指出,当今的香港沪籍巨富,会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:他们当中,几乎没有一个是老沪上的世富豪门。
来香港的沪上大亨中,有这么一类人,坐吃带来的资产。他们除了偶尔涉足炒股炒金外,绝不染指实业。
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,认为积攒财富终究会剥夺殆尽;他们对香港的地位持怀疑态度,不指望在香港东山再起。
显然,即便他们带来的是一座金山,也会坐吃山空。
然而,大部分老牌资本家仍兢兢业业在香港重新创业,他们资本雄厚、经验丰富,还带来一批贴心的专业人才。但是,他们最终挤入亿万富豪行列的,寥寥无几。
其实从陈廷骅、周文轩、安子介等人的发迹史中,或许能找到部分答案。
陈廷骅作风稳健但不保守,他看好棉纱市场,千方百计融资,不怕负债扩大规模。
南丰纱厂创立之初资本额才六十万港元,1956年投产时,环锭不到六千个。
到1960年,南丰的环锭逾五万个,资本额为六百万港无,数年之间就膨胀10倍,一跃成为同业的大哥大。
陈廷骅始终咬着世界新技术潮流走。1970年,国外发明“空气纺锭”,效率比传统环锭快几倍。陈廷骅大量购入空气纺绽,不惜淘汰旧机器。
1979年,南丰月产棉纱达到一万六千包,为创建之初的四十倍,稳冠同业,陈廷骅被誉为香港的棉纱大纺织业是劳务密集型产业,它的兴衰,与劳务成本有直接关系。
六十年代,夕阳产业的阴影在欧美纺织业盘旋;七十年代,阴影笼罩日本同业上空;刚进入八十年代,香港纺织业一片恐慌,相当多的纺织厂迁粤或停产。
事实上,如果认真计算的话,李志文手下的成衣制造厂也都在向内地迁移,也可以算其中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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