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五十七节 规范金融业体系(1)
提到纸币,中国人可以骄傲,但也要反思。
众所周知,纸币出现在宋代,当时欧洲国家还处于中世纪。世界上当时最强盛的是宋帝国和阿拉柏帝国。当时阿拉柏帝国的著名旅行家游览宋朝,对泉州的市舶管理赞叹有加,认为是他见过的最有效率的港口,到了杭州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。
宋朝最为人熟知的贡献,是活字印刷术。纸币本有可能达到跟活字印刷术一样的地位,成为世界史上最重要的发明,可惜纸币管理没有延续下来。
这不怪宋朝人。纸币在宋朝的出现,是商业发展带来的,最早出现在四川。是商人发明的,因为当时的四川缺铜,大量使用铁钱,铁钱笨重,大宗交易中用到的铁钱有时候比货还多。
宋朝一些商人渐渐开始为贸易做担保,印刷对应数字的纸票,称为交子。大宗贸易渐渐开始使用这种有富商担保的纸币,然后返回兑换。
纸币是一个有利的金融工具,渐渐在四川形成了主流。宋朝官府发现其中奥妙之后,非常赞赏。可对于这种工具掌握在私人手里的弊端比较担心,于是开始介入,在四川设立了交子务,派京官去监督印制,这种官方发行的交子,叫做官交子,中国国家发行纸币的历史,就从这里开始。
可是印钱的权力一旦掌握在不受监督的政府手里,往往会造成滥发,因为政府有足够的多印动力。所以宋朝的交子也经常出现贬值现象,持续了八十多年的官交子被迫停发,接着引入另一种纸币,称之为钱引。但钱引的贬值速度更快,因为钱引不允许兑换。
宋朝对纸币的管理虽然称不上良好,可毕竟是探索,而且一直保持使用到宋朝灭亡,应该说探索出来的经验如果能加以继承和规范的话,纸币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到了元朝,蒙古人确实看重宋朝纸币的作用,忽必烈也曾经让人用真金白银兑换,试图保持纸币的价值,但蒙古人印钱比宋朝人更没有节制,结果纸币没有成为一种便利商业的工具,反而成为一种掠夺百姓的工具。
到了明朝,老朱家做的比蒙古人还不如。忽必烈至少知道纸币需要储备金,朱元璋印纸钞的最初目的,只是为了赏赐功臣。用皇权强行规定所有人都必须收。但官府没有任何兑换的想法,结果朱元璋时代就把宝钞发滥了,到了儿子朱棣时期,为了维持宝钞的价值,做了一番努力,但朱棣舍不得拿出真金白银去换纸钞,他又不傻,为什么要拿钱换纸。他采取的措施是,让所有过关的税卡,都收宝钞。所以明朝的关口,也叫做钞关。
但宝钞一边收,一边还继续发,烂的钞关都不愿意收了。后来朱棣的继位者,认为宝钞实在是一种祸国殃民的东西,永久废除了。
到了清朝,也普遍接受明朝人“领悟”的纸钞只是劫夺民财的工具这种说法,所以清朝不再印制钞票,知道太平天国时期,实在没钱才印过一段时间。
本来是一种创造性的工具,硬生生被宋元明三朝官府给玩烂了,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
西方历史上的纸币,据说最早是瑞典银行印刷的,但瑞典人很快自己就不印了。因此真正一脉相承下来的,其实还是荷兰人弄出那一套。
也不是荷兰人有意识设计出来的,就跟宋朝富商一样,是对市场的一种反馈。发明者是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,这个银行的股东,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高度重叠,可以说是当时商业知识和经验最丰富的一群人。
他们发明纸币,主要是为了便利银行业务,因此他们的纸币是一种银行券。甚至可以说是客户的存根。当时欧洲有好几百种货币,阿姆斯特丹银行推行标准化作业,最大的业务几乎就是货币兑换。客户将各国的货币存入阿姆斯特丹银行,银行给客户一张换算称荷兰盾的存单。客户拿着存单,随时可以去银行兑换称金银币。后来发展称任票不认人,有种银票那种感觉。不管是谁拿着存单就能去取钱,这种标准化的存单,就有了流通作用,可以在不同人之间进行流转。也就有了货币的功能。由于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信用和操守,以及权力,即便是正在跟荷兰国家进行战争的敌对国家,只要拿着存单也能从阿姆斯特丹的金库中把钱取出来,导致这种银行券受到了一致的认可。
之后英国商业和金融业发展起来,基本上沿用的也是荷兰那一套商业体系和制度,英国各大银行也印刷自己的银行券,伦敦金融家通过自己的实力,以借款给政府的条件,从政府手里取得了特许权,建立了英格兰银行,并开始印刷英镑,但英镑依然是一种银行券,是跟金银币挂钩的,等到1833年,英格兰银行获得无限法定偿还能力之后,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才正式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纸币。
周琅从荷兰人那里详细了解到欧洲银行券的发行模式。
经过对比他发现,西方的纸币从诞生之初开始,就一直是跟银行这个金融机构紧密相连的。而中国纸币过于早熟,早早被政府控制在手里。政府掌管纸币的发行,本来应该带给纸币更坚挺的信用,可政府高于一切的权力,让他不再受制于商业法则的限制,导致纸币失去了商业意义,成为政府的工具。
周琅相信自己,即便掌握了发钞券,也不会滥发,因为他知道其中的危害。可他提出印刷纸币的时候,十个部下九个反对,唯一那个不反对的魏连理,周琅又不相信他的操守。
纸币的内涵是什么,这个时代的英国人肯定认为是金银币,是含金量,可周琅明白,纸币的内涵在于信用,金银币只不过是赋予纸币信用的工具罢了。周琅要发行纸币,连他手下的官员都无法取信,如何取信老百姓。
这就是纸币被老朱家玩烂的结果,给周琅造成了很大的麻烦。
空口让别人相信你发行的纸币有用本身是没有用的,必须赋予纸币信用,这还得走跟金银货币挂钩的老路,这是最直接,最有效的办法。
所以印刷纸币的前期工作,其实是铸币,周琅铸币,不是为了收铸币税,也不是为了繁荣贸易,现在广州流通的货币,主要是制钱,满清铸造的制钱,1文重1钱,铜铅合金,康熙时候为1比1,雍正之后改为铜4铅6的比例。
周琅本来打算用纯铜铸造铜钱,他从日本进口了大量的铜,由于现在已经改用铁铸炮,这些铜就一直存着作为铸钱的原料,但是铅作为军事物资,随着周琅部队数量的扩大,甚至还要从印度进口,尽管铅的价值不高,可是军事意义重大,所以周琅打算减少铅的浪费。
可是当他跟福建铸钱局的几个老监督讨论之后,对方苦苦劝谏周琅,不要减少含铅量。满清在全国各地都设置了铸钱局,有铜的地方就有铸钱局,福建虽然不产铜,但通过贸易可以得到大量的铜,所以福建也有铸钱局。周琅占领福建之后,就有一批铸钱局的本地户投靠了周琅。他们告诉周琅,这个比例可不能乱改。
周琅其实也不坚定,劣币驱除良币的道理他还是懂得,但他现在掌握着政权,他可以断绝满清劣币的输入。他没想到的是,铸钱局的老工匠告诉周琅,满清的铜钱之所以加入大量的铅目的并不是为了谋利,收取铸币税,目的是为了防止民间熔铸。即便现在铜4铅6的比例,还是有铜匠熔铸铜钱,打造其他铜器。老工匠们建议,应该改为铜3铅7,或者铜2铅8的比例,那样就没人熔铸了。
听的周琅很纳闷,但这就是现实。
自明朝张居正改革,实行一条鞭法之后,中国的货币体系就进入了白银和制钱复本位时代,官府通过控制白银和制钱的汇率,对金融进行调控。官府认为,只要银和钱的比例保持稳定,则市面就是稳定的。
因此保持银钱比例,一直是努力的方向。但是由于银和铜中国都比较稀缺,尤其是铜,需求量太大,光是用来铸钱就无法满足市场流通,这导致康熙年间长期的钱贵银贱现象,一两银子只能兑换到800文制钱,甚至只有700多文。
官府收税是用银子计价,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,白银的价值就太高了,因此民间普遍使用铜钱,钱贵银贱现象,影响老百姓生活,官府一直在努力对此进行调控。
直到乾隆初期,这种问题依然没有解决,各地督抚纷纷报告说钱贵银贱现象,希望官府铸造新钱。乾隆九年十月,由于“京师近年以来。钱价昂贵”,大学士鄂尔泰甚至钱法八条,希望遏制这种现象:
一、镕铜打造,即收集各类铜,熔化铸钱;二、京城各当铺。宜酌量借给赀本银。派给银三千两。听其营运。将所领银两。存留作本。每一日交制钱二十四串;三、官米局卖米钱文。每局各给银二千五百两作本。收买米石。将卖米钱。三日一次。赴市易银交部;四、京城各当铺。现在积钱。宜酌钱数送局,每大当一、彻出制钱三百串。小当一、彻出制钱一百串。俱自行运送官局。交局员发卖。陆续易银给还;五、钱市经纪。宜归并一处。官为稽查。以杜擡价;六、京城客粮店。收买杂粮。宜禁止行使钱文;七、京城钱文。宜严禁出京兴贩;八、近京地方囤钱。宜严行查禁,不许囤钱至一百串以上。
这八条方法,在于增铜钱数量,打压昂贵的钱价,甚至希望收集各种铜器,融化铸钱,把官府的银子借给当铺经营,让当铺把铜钱交上来给官府,还让官府的米局,卖米的钱三日一次上市场上换银子,将制钱尽快流入市场,还要严查囤积铜钱的现象。古代这些文官对经济学原理的认知还是有一些的,虽然比不上后世的专家,但比普通人还是强很多的。
可惜事与愿违,这些方法治标不治本,政策手段能打压的了一时,等市场适应了政策,反而会出现报复性反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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