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十九节 魏连理的快乐
广州之战后,魏连理带着恐惧的心理回到广州,但很快他就过的极其潇洒。
他最大的恐惧是被广州官府以海盗的罪名抓捕,处置海盗只有一个方法,那就是处死。
可他到了广州后发现,跟以前一样,那些当官的选择性的忽视了他的存在,跟他沟通的依然只有蔡世文这样的行商。
之后利用马嘎尔尼的逼迫,他将自己的身份也转变成了一个行商,他还用自己的名字,在广州官府申请了一个执照,建立了一个商行,叫做连利行。
之后他通过连利行大肆吸纳货源,他有雄厚的财政实力,周琅给他划拨了五百万银元,但在他的操作中,这个连利行是他的产业,钱是周琅的钱,他带给周琅货源,而且还要从中赚钱,他发现周琅根本就不在乎这些,胆子也就格外的大了起来,他等于是在用周琅的钱,做无本的买卖。
资本在贸易中有多么重要,只有真正做了生意的人才会理解。有了这么多现金周转,他比其他行商拥有太多的优势了,可以说,十三行中,也只有潘家比他实力更雄厚,其他的行商,哪怕是总商蔡世文跟他比,都远远不如。
十三行商人一家家看似生意做的极大,但开销也大,要维护跟官府的关系,那上上下下都得打点到位,然后维持上下游的货物周转,就需要大笔的现金流。可中国商人有个习惯,都不太喜欢持有太多的现金,有了钱,都想着变成田产和房产然后才踏实。所以十三行商人中,有大量身家百万,却都砸在土地上的人。每到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,他们反而需要借钱周转,甚至会借高利贷。
广州城资金实力最强大的,除了潘家之外,并不是其他行商,而是英国东印度公司。
所以很久以前,就有行商向东印度公司借钱。东印度公司也乐意向这些实力雄厚的生意伙伴放贷,每年如果有盈余的话,都不会放在自己的账户上,而是交由潘家、蔡家这样的大商人保管,名曰保管,其实就是放贷,而且利息很高。
可官府向来反对行商向洋人借钱,因为这不仅关乎朝廷的体面,怎么能欠番鬼的钱呢?还有政治方面的考量,满清朝廷向来将贸易看作制约洋人的武器,将允许贸易看作是一种对藩属国的恩惠。
所以从康熙时代起,就从皇帝层面,多次下令禁止行商向洋人借钱。可依然屡禁不止,到了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),终于酿出了巨大的祸乱。那一年,多达四家行商资不抵债,无法经营下去破产。
当时广州一共有8家经营对外贸易的行商,竟然都有欠款,其中有4家欠债最多,被洋商告上了衙门,结果引起了大祸。
这4家行商分别是泰和行、裕源行、义丰行和广顺行,其中泰和行颜时瑛欠债最多,达135.4万元;裕源行张天球欠达43.8万元,最后,颜时瑛和张天球迅速被官府宣布抄家,本人也被流放伊犁。
其实4家共欠外债只有380万元,他们借贷本金只有107万,利滚利翻出3倍多。但这算不上东印度公司欺负他们,实际上是按照行市向他们放贷的,之所以利息如此之高,主要是因为中国商业文化一直不够发达,在官府行政权力的高度挤压下,民间没有形成完善的金融体系,一个很简单的道理,某项产业越是发达,产品就越是廉价,中国金融市场不够发达,借贷人获取资金的成本自然也就越高,市场行情一般利率都高达20%到40%之间,这在西方已经是很高的高利贷了。
这件事之所以闹大,主要还是政治介入的原因,因为不管是107万银元,还是380万银元,虽然数目很大,但也不至于说整个十三行赔不起,十三行实行的是联保制度,行商向洋人作保,交易才能进行,总商又向行商作保,最后实在还不起,还有总商进行保底。
问题是这件事闹到了官府层面,还一级级上报,连乾隆都知道了。这就麻烦了,乾隆皇帝很不高兴,马上下令严办,直接让刑部参与办案,最后将两家欠债最多的行商流放到了新疆。至于欠的钱怎么办,乾隆大笔一挥,不就是钱吗,还,还要双倍还,欠380万元,还760万。直接让粤海关从关余中拨付,然后分十年让行商们归还海关。
有人将这件事归因于乾隆的傲慢自大,当然有这个道理,可一般很少有人去追寻乾隆真实的想法。其实乾隆对此是发过一封上谕的,上谕中道“且朕此番处置,非止为此事,盖有深虑。汉唐宋明之末季,受昧于柔远之经,当其弱而不振,则藐忽而虐侮之,及其强而有事,则又畏戄而调停之,姑息因循,卒至酿成大衅,而不可救。……英吉利夷商一事,该督抚皆以为钱债细故,轻心掉之,而不知所关甚大,所谓涓涓不息,将成江河者也”。
乾隆很明确的表示,双倍赔付目的是让夷人不敢藐视中国,因为历史上往往是夷人藐视中国“则藐忽而虐侮之”,乾隆的政治目的,是继续震慑洋人,让他们看到中国的强大国力,依然是用政治的额角度来看待对外贸易的。
后来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的时候,英国政府特别交代过马嘎尔尼,让他不要在乾隆面前提及东印度公司跟十三行商人之间的商业纠纷,以免触怒乾隆,谁知道乾隆却得意洋洋的在马嘎尔尼面前提起这些事,因为在马嘎尔尼看来,那些商业纠纷是让人不快的,可乾隆却认为他的双倍赔付是照顾了洋人,给了对方恩惠。
1780年四行商破产之后,广州官府跟当时的总商潘振承商议出了一个办法,那就是成立了公行佣金,从十三行行商利润中抽取百分之十,加上从每笔贸易中抽取百分之三单独放在一个户头作为公积金,以应对这种破产之类的事件。
可是完善的金融业没有诞生出来,商人又始终有借钱的动机,难免就会被高利贷一次次缠身,终于在广州围城,行商们再一次大出血之后,他们中的许多人资金链断裂,又一次步入破产的边缘。
许多人进行了自救,比如总商蔡世文等,他们加大了贸易量,拼命想做更多的业务,来弥补损失,魏连理成立的连利行是一个很好的贸易对象,现金充沛从不拖欠,而且为了抢货源,还愿意提前支付定金。
但他们这次亏欠太多了,不是一次贸易能够缓过来的,所有行商中,除了潘家之外,基本上都资不抵债。
此时新任海关监督上任,他不但不想帮着行商度过这个难关,还想着捞一笔呢。能当上海关监督的权贵,除了身份地位显赫,门路广之外,也得花费很多钱来打点,海关监督属于内务府直接管理,内务府和户部两个部门这些年都是一个人在管,那就是和珅,想从和珅手里讨到海关监督这种肥差,不出一笔血是不可能的。
英国人研究的很透彻,他们这样形容海关监督,“这个职务一向是由皇帝钦派的满洲人担任,他是代表宫廷和宫廷人物的。在他满足了他北京的恩主们(和恩主妇们)的慾望之后还有余裕时,他也可中饱,自行积聚一份家私。他一到任就必须有所报效;在这从来长不到3年的任期之内,仍旧要经常不断地报效;并且在他可以满载而归之前,也还要再作报效。他从头到底一直报效。那些相继而来的步骤使得这个官职的外水日益减少,估计粤海关监督在任内每年经常送往北京的礼物,价值不下100万两。别的权威人士曾经讥讽地说:在支付了为维持大批僚属生活的征收费用之后,他任内第一年的净利是用来得官,第二年的用来保官,第三年的用来辞官和充实自己的宦囊。”
英国人的说法极为妥帖,其实不止是海关监督这样的官职,但凡是可以通过金钱买来的权力,往往都存在着这样三个步骤,“第一年的净利是用来得官,第二年的用来保官,第三年的用来辞官和充实自己的宦囊。”
新任海关监督苏楞额,甚至比盛住更加贪婪。历史上这个人在马嘎尔尼从北京返回广州的时候,甚至命人向马嘎尔尼的使团征税,而且一上任就要求行商向他报效二十万两。不过由于当时他上任的时候,广州城被围了起来,他没能顺利跟盛住交接,并且也不想交接,因为一旦交接,他就得为围城一事负责,所以他就一直在城外待到周琅撤退,这才亮出身份进城交接,接任海关监督,结果就错过了他向马嘎尔尼使团征税的故事,否则马嘎尔尼恐怕要疯了。
可现在行商们告诉苏楞额说他们没钱,钱都在上次夷人围城的时候,报效朝廷做军费了。苏楞额当即怒不可遏,他当上这个海关监督可是花了大价钱给和大人送礼的,粤海关监督可是有名的天子南库,老子好容易谋到这份差事了,你们告诉老子没钱!婶婶可以忍叔叔不能忍,马上就抓人,大刑伺候。
倒霉蛋还是蔡世文。
但魏连理继续春风得意,因为苏楞额大人开口要钱的时候,他连一个绊子都没打,马上送上了现洋,跟那些抠抠搜搜的行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苏楞额大人也为了表彰魏连理这种识相,就不时请他到海关衙门里欣赏一下自己从北京带来的戏班表演,很是给他面子。
魏连理也长袖善舞,他懂什么,诗词歌赋当然不懂,可是戏曲、女人他懂,苏楞额这种权贵子弟也懂,一来二去俩人的关系就近了,至于魏连理背后的身份,苏楞额根本不在乎,他有所风闻,但两广总督、广东巡抚都不管,他就更懒得管了,对方大把银子送上来,他犯不着跟这种财神爷翻脸不是。
于是从苏楞额这里,魏连理得到了很大的方便。
可是有人不识相啊,十三行中排名第二的而益行,死活不肯满足海关监督大人的要求,而且还以破产相威胁。
苏楞额一怒之下,决定整治整治这个而益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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