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百一十三节 日本幕府维新(2)
周琅告诉日本使团,他十分关系日本人民,不希望日本发生战乱。愿意调停幕府跟大名的关系,向日本推广现代工业理念,告诉日本人,如果日本,中国的工匠一个人生产的产品,抵得上一百个日本工匠。如果日本人不学这些工业技术,日本将会一直穷下去,穷的吃不饱饭,穷的养不起儿女。
为了解决日本幕府的财政困境,周琅表示愿意向日本幕府提供援助,给予一笔长期的无息贷款,又告诉日本幕府,救急不救穷,如果日本不能靠自己的勤劳富裕起来,迟早还会陷入困境。
马尔萨斯理论已经通过中国传入日本,而且中国人并没有直接翻译英国人的著述,因为相同的道理中国也早就发现了,只是没有马尔萨斯如此系统化的进行论证。更没有引入数学和逻辑学原理,来进行数学解析。只是单纯的明白人口不可能无限制增加的道理,提出过限制人口增长的观念。
中国自古一来就是一个对人口极为重视的国度,从两周春秋战国有文字记录一来,诸子百家都对人口问题发表过观点,但在早期大家一致的观念是君主应该致力于增加人口,因为当时中国是土地大,但人口少。管仲说,“地有余而民不足,君子耻之”;墨子认为缺乏人口耕种的土地就没有价值;孔子主张“广土众民”;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的思想则是孟子提出来的。
在这些指导思想下,中国古代动辄采取计划生育政策,当然跟后世的计划生育是限制人口不同,主要是为了增加人口。官府推动早婚、早育,对不肯生育现象进行打击,许多朝代,在战乱平息后,为了迅速增加人口,都采取政府惩罚晚婚,鼓励早婚的现象,甚至出现过强令僧尼还俗婚配,强行为过了十四五岁没有结婚的男女指配婚姻等等现象。这也是中国古代人口一直比同时代其他国家多的原因,因为政府建立了针对人口问题的管理机制,虽然这种机制看起来不是那么仁道。
由于长期中国人口相对国土来说是不足的,因此统治者一直将人丁看作重要的政绩。
但也有认为人跟地应该相互匹配的,比如商鞅就提出过,“地狭而民众者,民胜其地;地广而民少者,地胜其民”。东汉时期学者王符提出,“土多人少,莫出其财是谓虚土,可袭伐也。土少人众,民非其民,可匮竭也。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称也”。
真正开始对人口过多产生强烈担忧的,还是宋朝以后的事情,这时候中国人口才真正意义上过剩。宋朝的苏东坡就提出过,地无变迁而民有聚散,常有遗利而民用不足,希望官府能够均户口,安万民。但这还是小农思想,主张平均分配土地政策。到了明朝徐光启时候,依然是移民西北这样的让人能有地耕种的思想。
到了清代,人口问题更加严重,关心人口问题的学者更多。跟马尔萨斯同时代的学者洪亮吉已经开始用数学方法来表达观点了,洪亮吉在自己的政论《治平篇》中提出了人口过快增长的现象,“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,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,视百年、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”,而“田地、房屋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,或增三倍、五倍而止矣。”
这是首次开始提出人口过快增长是导致社会问题的根源的一种理论,“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,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”,感叹“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,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”,“终岁勤动,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”。担心兼并现象,“一人据百人之屋,一户占百户之田,何怪乎遭风雨、霜露、冰寒、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!”
洪亮吉发表的政论,跟中国古代文人相比,有一个共同的缺陷,那就是数字不够严禁,喜用十百数千等词,没有数字化对比,还有就是只提出问题,往往不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洪亮吉之后,1814年,出生在大周时代的学者汪士铎也关心这些问题,他提出“天地之力穷矣”表达了中国土地已经开发到了极限,但人口依然继续增长“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,故顺治元年(1644)一人者,至今(1855)一百二十八人”。忧虑人口过剩“人浮于地者数倍”、“人多则穷,地不足养”。
他的这些理论,依然没有高过洪亮吉,但他提出了解决办法。汪士铎这个家伙是一个奇葩,他的理论十分特殊,提出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非常狠辣,提出官府应该采取强制溺婴,“形体不端正,相貌不清秀,眉目不佳者,皆溺之”。严格婚姻和生育制度,强制晚婚,采取“严禁男子二十五岁以内,女子二十岁以内嫁娶”、“定三十而娶,二十五而嫁”等政策。限制生育,提出“广施不生育之方药”,让生了一个孩子的妇女禁止生育,“妇人服冷药,生一子后服之”。对违反规定的,“违者斩决”!
这些理论被周琅代表的政治力量所利用,将中国地力已到尽头,土地已经不足以养活人民的危机感四处散布,目的则是为了给加入世界战争寻找理论依据。告诉国人打仗是为子孙争土地,今日不争,明日就得饿死,今人不争,后人就得饿死。
汪士铎还有重商的思想,但他还是站在最高的角度来看待商业问题的,他发现徽商常年在外经商,安徽南方徽商聚居地区的人口较少,而且家家殷富。推崇治民须欲民富的思想,所以鼓励经商,同时限制人口增长。
由于汪士铎的思想太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了,所以这个历史上考中举人,这个时代也成功中了秀才,然后就进入官学校学习,之后进入户部任职的官员,得到了上层资助,进行他的研究。
他跟历史上的他自然不太一样,更有逻辑性,接受过数学教育,懂得用数字进行论证。
而且他得以便利的查阅历代的资料进行研究,人口三十年增加一倍的现象,最早是明代的徐光启发现的,根据的是明朝宗室人口的数字,宗室人口登记十分细致,因此更能说明问题。汪士铎也查阅了满清时期的人口数据,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,那就是乾隆之后,满清宗室人口结婚年龄开始推迟。
清宗室妇女的结婚年龄从十五六岁提高到了二十多岁,独身的比例也开始明显的提高;宗室男子纳妾率惊人的下降,他们每个妻妾的生育率以及每个家庭的生育率,也都在降低。不仅如此,宗室初生婴儿的死亡率也在变化。乾隆后期宗室女婴出生后一个月内的死亡率高达1/3,比贫穷的辽宁旗人农户还高。
汪士铎对这个奇怪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发掘研究,通过对比当时的文人笔记,甚至直接拜访经历过乾隆后期的高寿者,他确定让满清宗室女子晚婚甚至独身,男子减少纳妾,女婴死亡增加的原因是乾隆后期宗室子弟的补贴减少,因此女子可能因为拿不出嫁妆而嫁不出去,男子因为承担不起而减少纳妾,少生孩子。
但清朝宗室再怎么穷,也比普通百姓富的多,为什么百姓大量生养,宗室却承担不起?汪士铎认为,宗室都住在城里,城里人好攀比,消费高,用来消费的钱多了,生养后代的钱就少了。
据此他提出了一些论据,朝廷应该鼓励农民进城,应该鼓励奢侈消费。这样才能有效的减少人口。他的这些发现,都被利益集团推波助澜,迅速通过报纸、书刊等形势,大肆推广。成为队发动战争的理由,成为工业集团吸引农民进城的依据。
也能拿来忽悠日本人,告诉日本人,鼓励本国消费中国产品,可以降低日本人口。而日本也是一个长期受到过剩人口困扰的国家,比中国还要严重,严重到了,不止平民,连一些武士阶层,都有溺婴传统,还不是溺女婴,而是连男婴都直接溺死。
下层武士大量破产,纷纷加入了反叛队伍。
同样是汪士铎的理论,用来说服或者说威胁日本人,他说“士商机巧而无能为,农工愚狠,能为乱而心齐”,告诉日本人,应该鼓励商业贸易,商人是不会造反的,农民和工人会齐心造反。
日本人有没有接受这一套说法不得而知,但他们卖了中国皇帝一个面子,幕府和倒幕派大名的战争没有爆发。而是缓慢,艰难的进行着工业化。而日本第二项优势产业开始形成,正是远洋贸易。
日本是一个岛国,天然应该是一个海洋文明国家,可惜中国文化太强大了,直接把日本这个岛国文明扭转成了一个典型的农业文明。
但日本人对出海的态度一直比中国开放,倭寇时代不用说了,德川幕府担心倭寇引起中国的攻击,加紧了在国内打击倭寇,闭关锁国,不许国民出海。但日本人不可能不捕鱼,相反日本的捕鱼传统比中国更强。因为中国渔民大多近海作业,日本人却有猎杀鲸鱼的传统。
当日本人发现贸易可以挣钱,以及在中国冲击,影响和带动之下,大量日本人踏入了更遥远的大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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