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五十九节 规范金融业体系(3)
首先是吸纳了一大批广州的银号、当铺和钱庄的东家或者掌柜加入货殖银钱公行,货殖银钱公行是一个公行,伍秉鉴是行首,当然也会有其他成员,行会中的成员称之为行东,行首也叫行董或者行总。
这些人不负责具体经营,但有权提出建议和对重大决议投票,其实就是董事会成员。
广州是有银行的,这个银行是银钱行会的意思,简称银行,康熙年间就建立了会馆。
主要组成成员,就是这些银号、钱庄和当铺,每行选举行东十人加入货殖公行。
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金融业形态,其中银号的经营业务是熔铸白银,明清实行的是古典银本位制度,白银的流通是不受限制的,包括熔铸、剪切等等;银号通过收集散碎银子熔铸等方式,赚取一定的额外钱息。提供的白银流通中的标准化服务业务。他们的作用类似于西方银行发行银行券的作用,是制作让市场接受的标准货币。各家银号的银锭形势也不一样,并不都是官银那种元宝型,还有船型,马蹄形等等形制,上面压上各个银号的炉号作为信用凭证。
当铺的作用很简单了,就是银行中的抵押贷款业务,但比后世的银行要亲民的多,面向普通百姓,从旧衣服,到金银首饰,甚至房产都可以抵押。
钱庄则主要是银钱兑换业务,由于货币管理很粗陋,就像阿姆斯特丹银行需要将欧洲几百个邦国流通的货币,先兑换称荷兰盾一样,钱庄是将各地流通的不同形制的银锭,欧洲流入的银元,日本流入的银判,跟官府标准的制钱进行兑换。他们进行的是汇兑业务。
之前对这些行业的管理,还真没什么特别的办法,基本上可以说是合作。一方面货殖公行向他们提供低息资本帮助他们恢复和扩大业务,另一方面,则是通过他们扩张公行的业务,有些大额业务,他们做不了的,比如大商人抵押房地产,他们进行评估后没有足够多的资本,于是介绍给公行。或者因为银贵钱贱,钱庄积压了大量的制钱,却缺乏白银,影响经营,于是跟公行之间进行大额银钱交易。
大家相得益彰,在商人身份的伍秉鉴主持下,他们跟公行的往来中也没有感到任何不适的地方,基本形成了公行作为他们背后大保人的角色。形成一定的合作和依赖关系。
在银行业务稳定,深度融入广州商业网络的情况下,周琅这才让伍秉鉴着手铸钱,发行纸币等事宜。
而这时候对金融业的管理就要深入一个层次,成为真正的管理而再是简单的合作。
不过这种管理目前还没有太多强制性因素。
首先随着白银不断流入广州市场,银贵钱贱的现象开始缓解,一度飙升到1比1500的银价,慢慢下降到了1比1200之下。
管理的第一步是调整汇价,伍秉鉴先是宣布降低公行收购制钱的价格,以此来影响市场汇价,从1比1200降低到1比1100,公行将按照这个标准,无限制收购制钱。由于公行的资金实力,定下的汇价基本上就相当官方汇率,目的是慢慢降低到1比1000的理想汇率,统一内部货币的比值。
公行铸钱对市场的影响其实并不大,因为周琅没有按照铸钱工匠的建议,降低含铜量,但降低了整体的重量。
中国古代铜钱,都是有标准重量的,历朝历代有所不同,唐代的开元通宝通制钱,每枚直径8分,10枚重1两,千文重6斤4两,也就是一枚铜钱重1钱。清顺治年间,每个铜钱重一钱二分五厘,后又增为一钱四分,每千文重八斤十二两。清朝通过增加含铅量,让制钱看起来厚重。但主要价值还是那些铜,所以周琅打算通过削减整体重量的方式,削减含铅量,达到节省铅,又不影响铜钱重要价值的目的。
周琅将铜钱比例提高到了铜9铅1的比例,尽管整体重量和大小都跟满清制钱一样,是1钱4分,但重量并不是保持不变,因为周琅铸造的铜钱,一枚面值两文。因为含铜比例是满清制钱的两倍多,所以价值反而是稍高于满清制钱两枚的。古代的制钱,基本都是一文钱的小平钱,偶尔有当十、当五之类的铜钱,也数量极少,往往在皇帝登基、大婚之类的日子铸造,属于纪念性质。周琅大量铸造两文面值的铜钱,也算是创举了。
周琅铸钱的目的,并不在于铸钱获利,而是为了给印刷纸币做准备。所以他铸造的铜钱一定要成色十足,比满清的制钱更有价值。
除了铜制钱之外,还开始铸造金银币。金银币的形制跟西方银元不同,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五铢钱形制,也就是跟铜钱一样的孔方兄,由于中间有个方孔,又重达一两,所以通过水力模具压出来的银币,比重七钱左右的西方银元要大很多,也比中国传统的一钱左右的金银币大的多,简直就是一块银牌。金的密度接近银的两倍,铸造出来的金币,反而巧合的跟西方银元差不多大小。
之所以银币选择了中国传统形制,又以“两”为单位,除了考虑历史传承因素之外。还是为了方便今后更好的统一币值考虑,虽然乾隆年间大量银元流入,但流通最广的还是闽粤一带,也还不占绝对主流,内地基本上都是以银两和制钱来计价,对于银元还比较陌生,和珅家藏银上千万两,银元才只有几万元可见一斑。
所以周琅也就没有废两改元,而是遵循传统。
这批金银铜制钱铸造出来之后,公行马上发布汇率,将一两银子提高到了1比1000小平钱(满清制钱),1比500公行制钱(周琅发行的铜钱)的比率。
规定制钱比例,遭到了钱庄行业的反对,他们的经营业务就是银钱汇兑,如果银钱比例固定的话,无疑会让他们的业务受到影响。说白了,钱庄的存在,就是基于混乱的币值的,如果货币汇率都固定了,谁还需要他们这些专业人士,一个老百姓都知道1000文钱就是1两银子,那谁还会到他们这种专业的钱铺里兑换呢,两个人之间自己就做了。
伍秉鉴通过拉拢银号行业,告诉他们以后公行铸造的金银币甚至制钱,只要他们能铸,也交给银号的铜炉来铸造,并且写进公行公约中,规定之后公行行东可以为公行铸钱。但同时又不限制银号自己铸造银锭。公行要铸造的金银币,第一笔就是上千万的数字,银号行无法拒绝,于是坚决支持伍秉鉴。
当铺行业则对混乱的币值无所谓,至少他们对这方面没有切身利益,反倒是汇率的不稳定增加了他们的风险,所以他们乐意公行规范银钱比例。而且伍秉鉴暗中告诉当铺行,会给他们一大笔低息贷款。于是当铺行东们决定支持伍秉鉴。
在当铺和银号行业行东的支持下,伍秉鉴压制钱庄行东,一次次成功提高了银钱比率,并且宣布保持在1两兑换1000文的固定价格上。
经过这一番操作,伍秉鉴等于通过公行收编了银号行,因为当公行铸造的规格一致,数量惊人的银币流入市场后,银号们自己铸造的不同类型的银锭顿时失去了作用,渐渐沦落为接受公行铸币订单的铸币厂角色。
当铺行业则是被拉拢了,得到充足资金的他们,抵押贷款的业务蓬勃发展,灵活经营的大小当铺接受各种资产,甚至有的当铺连牲口都愿意接受,车船房产等当然更不再话下。由于当铺在中国的历史悠久,早就是一门成熟的行当,两三万资产就可以经营,上到王孙公子,下到平头百姓的生意他们都做。
一时间金融行业中抵押贷款这个业务,迅速在广州快速扩张起来。大量当铺开办,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利息大幅度下降,从过去的高利贷级别,迅速下降到普通商业贷款阶段,但依然比金融行业发达的荷兰、英国的资金成本高,那些无法得到公行低息贷款的普通中小商人的资金成本普遍在1厘以上,但已经普遍低于2厘了。高利贷行业,在广州渐渐退出历史。
钱庄行业则备受打击,银钱兑换买卖的业务大幅度萎缩,只能局限在流入银元跟制钱之间的兑换业务,就在业务日益萎缩,经营竞争激烈之际,伍秉鉴找到了他们,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。
公行的纸币终于印制出来了,伍秉鉴希望这些钱庄,通过自己的关系和渠道,帮忙推广这些纸币,而他们将会得到三分的佣金。三分佣金并不高,可相对于成千上百万两的兑换业务来说,总体则是一笔丰厚的酬劳。反正不需要他们承担风险,这笔买卖值得做,再说他们现在也没什么好的选择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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