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八节 各方势力
从凤山县发出的告警公文随着驿站上奔驰的军马,从台湾岛的南方一路向北传递,凤山县遭遇巨寇袭击的消息不胫而走,一开始只有官方知道,可这年头的满清官府哪里还有什么隐秘可言,神通广大的人总是能从官府哪里知道更多的东西,只有平头百姓才会一无所知。
周琅这边同样对此一无所知,所以他依然按照自己的想法在执行进化。
周琅之前推测,他们占领左营之后,有两件事情会大概率发生,一件就是敌人来攻击,没有任何一个政府,会在自己国土上的城市被攻占之后保持沉默的;一件就是敌人来谈判,不会保持沉默,要么进攻,要么谈判,就这么简单。最可能发生的事情是,对方先进攻,进攻无果之后来谈判,这是周琅对当地官府最合理的判断。
可是他推测的两件事都没有发生,至少暂时没有发生。
一连过去了十天,都没有见到一个清兵出现,却经常发现一些鬼鬼祟祟的人出现在左营附近。
就算没有军事常识,也知道这些人是官府的密探之类的,因此不可能让他们随意进出左营。科林负责军事行动,在要道口都布设了烧卡。没有足够的兵力,只能是两三个雇佣兵,再带上几个武装起来的水手。好在左营的地理特征,进出这里就只有两条道,一南一北两道哨卡,外加山上的炮台防御,就足以掐断敌人进出的可能。
即便如此,也得二十个人,人手就显得格外紧张。四十个雇佣兵是目前毫无争议的主力,科林尽可能将他们集中起来,但也只能将三十个雇佣兵保持建制,抽调出了十人作为军官,负责带领和训练那些水手。
火药目前还很充足,他们的船是一艘武装商船,装备着二十五门大炮,为大炮准备的火药自然不少,可并没有遇到多少开炮的机会,用这些火药来供应步枪消耗的话,那是绰绰有余。可铅弹就有些不足了,所以目前让水手们训练并不是实弹,火药可以装填,但往往只能空放,却也噼啪噼啪相当热闹,每每能吸引到一些围观的百姓。
中国人的性格远比任何民族要复杂的多,要说中国人胆子大吧,冒险精神却相对缺乏,那些喜好冒险的中国人在同胞看来完全是“作死”,中国文化中十分讲究求稳,什么平安是福,小富即安,知足常乐之类的思想深刻的烙印在国人心态中。同时中国人也对外界缺乏好奇心,大航海时代西方冒险家的驱动力有两个,一个是对金钱的无比渴望,另一个就是对未知的强烈好奇。中国人之所以一直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历史上从来没有向外殖民,绝不是缺乏技术能力,郑和下西洋的技术力量,可是远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技术力量强大的,之所以没有走出去,主要还是因为缺乏冒险精神和对外界缺乏好奇心和兴趣。
可要说中国人胆子小,对外界缺乏好奇心吧,国人看热闹的爱好却实在是太浓厚了点。明明这些占领左营的夷人,怎么看都是外邦侵略者,怎么看都充满了危险性,可是左营的居民在发现他们并不骚扰平民之后,慢慢就走出了屋子,很快守城门的雇佣兵周围,就开始有百姓远远的围观,并且指指点点,但一开始还只局限于围观,距离也比较远,甚至还都假装做着其他事情,这倒是让一些小贩发现了商机,在城门附近摆摊,可以吸引到一些来看热闹的人假装顾客,在小贩的催促下,这些假装的顾客多少都会买点东西。
慢慢的围观的看客也不再假装,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夷人根本就不管他们,加上人多了有从众心态,也就慢慢自然的聚在一起对夷人指指点点,此时偶尔有一两个胆子大的人走上去跟夷人说两句好,还能博得一众喝彩。
很快大家也就发现了更好的看戏去处,那就是夷人固定的火枪操练,这简直就是免费的杂耍。看着夷人们经过繁琐的装填程序,最后扣动扳机,枪口喷出火焰,发出一声脆响,周围的喝彩声此起彼伏,让人宛如到了北亰的天桥。
如何对待这些看热闹的吃瓜群众,周琅跟科林之间进行过一次争论,作为一个服务于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军官,身处异国他乡,科林内心深处不可能不谨慎,他可以鄙视清军的战斗力,但他不能无视当地人的潜在危险,所以他一开始是要求驱散这些围观群众的。周琅作为一个中国人,哪怕相隔几百年的世界观,也不影响他认同这些人是他的同胞。周琅知道这些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其实没什么危险性,他反而担心雇佣兵的军纪,担心他们骚扰百姓,那样才可能引起麻烦。宗法制度时代的中国,底层百姓是有组织力的,一个人遇到危险,是能引动一个宗族为他出头的。鴉片战争时期,英军跟清军打仗的时候,都有百姓跟着看热闹,没人管他们的官府跟洋人的战争,可英军在三元里欺辱了当地的寡妇,就能引动十里八乡的村民围攻他们。
因此周琅坚决不允许驱散群众,反倒认为这种近距离的解除,可以打消双方对对方的误解,很多矛盾和冲突往往就是由于误解。同时周琅要求约束雇佣兵的军纪,亲自跟雇佣兵中的军官谈话,要求他们约束好部下,当众许诺,如果没有发生任何骚扰当地人的行为,等大家返航回到印度后,他会给每个士兵发放一百英镑的奖励,给军官则发放三百到一千不等的奖励。
在这种高额奖励的鼓励下,以及身处陌生环境下的谨慎,让雇佣兵目前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军纪。
在周琅这种友好的处理下,雇佣兵跟当地百姓之间的关系也相对融洽,至少目前没有发生任何冲突。更好的现象是,当地人对向雇佣兵们兜售商品表现了浓厚的兴趣,十天过去,已经没有人会为跟雇佣兵讲两句话而喝彩了,大量商贩每天争先恐后的早早等候雇佣兵们出操,然后将他们精心准备的早点向他们推销,换取雇佣兵手里成色十足的银币。
受益于这种良好的氛围,周琅为軍队建立了稳定的物资供应渠道,他联系上了当地的几个较大的商铺,向他们采购粮食以及新鲜的蔬菜,甚至还买来了一些布匹等消耗品,甚至连火药都能买到,只是当地的火药质量不达标,科林认为没有实用价值。
十天时间,左营的社会秩序奇迹般的稳定,仿佛没有发生任何情况,当地人依然过着过去的生活,大多数人都继续留在城里,只有一些大户人家和富商悄然离开,但商人离开并没有影响商业运转,因为大多数商铺的东家离开了,掌柜的和伙计多少都留下来了。
周琅很庆幸没有跟当地人发生对抗,反而能够利用当地的商业体系,他将此归因于自己对当地人释放的友好,其实是他想多了。历史上,鴉片战争以及之后的每一次跟西方人的战争,中国的老百姓其实都是中立的。英国的资料记载中,两次鴉片战争,他们的物资供应大多都是直接在当地采购的。从广州到北京,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现象,那就是有小贩挑着货物跟着他们的軍队行动,时刻准备着向他们供应商品。甚至在天津登陆的时候,当地妇女将自家的鸡蛋放在篮子里向他们的军营兜售。
这看起来不可思议,但不能用后世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来要求王朝时代的中国百姓,自从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,中国就不再是一个民族国家,而是一个帝国。老百姓心里就没有了强烈的民族关键,不再是统一之前的赵人、秦人,都只会意识到自己是天子的子民。至于谁是天子,跟他们的生活离得太远,根本感受不到。反正谁当天子,都需要他们纳粮纳税。所以对于谁去争天下,老百姓并不在乎,只要不伤害到他们,他们无所谓。
不过这十天周琅在左营的做法,也不全是没有作用的。他写的那些安民告示多少的有点作用的,每天在大街上巡逻的士兵,也让社会秩序没有失控,否则谁知道会有多少牛鬼蛇神出来破坏呢。
而且他的行为显然让当地的精英产生了误解,竟有人上门来投效。
周琅已经接见过三个自称举人的读书人,他们都是亲自投书上门,见了周琅后,都是满口“天下”“仁义”之类的说辞,表现的也都是一副贤人的城府,另外一个共同点则是,这三人都没用真名,周琅只知道他们的姓,名帖中是“王某,刘某”之类的。
这是很让人沮丧的事情,没想到自己只不过带了几十个人占了左营这么一座小城,竟然就有带路党上门,实在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如果英国人把中国早些研究透彻,他们是真的有机会在统治印度的同时占领中国的,因为他们在中国真的能找到一大批带路党,而且是颇有能力的带路党。
对这些人周琅是鄙视的,而他并没有跟他们撕破脸,对投书上门的人,他都接见,也都和颜悦色的听完他们的话,并且感谢他们,可绝不说出请他们帮自己的话,这些人也都端着架子,周琅不开口,他们也绝不会纳头便拜。于是周琅既不招他们,也不惹他们,但愿跟这些人井水不犯河水。宁得罪君子,不得罪小人啊。
除了这些精英外,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。当地的地痞流氓头子周琅也见过,城里经营赌场、院妓这些灰色产业的帮会头子送来的两百两银子他也安然笑纳,并且保证不会骚扰他们,可也要求他们不要趁乱作恶,对方唯唯诺诺的表示不敢。
当地不得志的读书人,下九流的流氓头子,这些人周琅可以敬而远之,不求他们为我所用,但求他们不搞破坏,可有一些势力,则让周琅都感到有些矛盾。
那就是当地真正反抗官府的会党势力,也就是天地会。
他进入作用第三天,就有一个自称天地会堂主的人拜访,他们并不是来投效的,而是来联盟的,他们希望周琅发兵凤山县,表示说他们几百兄弟可以作为内应。
乾隆朝末期的满清,并不是教科书中描写的康乾盛世,而是相当复杂和矛盾。
台湾作为一个边疆之地,则更加复杂,因此这里也是最混乱的地方。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,基本只有一个主题,那就是人地矛盾,就是农业社会中的土地养活不了越来越多的人口,从经济上表现为农业无法为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就业。就业不充分意味着有大量的闲散人口,这构成了最大的不安定因素。
这种情况在台湾也存在,经过满清两百多年的开发,台湾的平原地带基本上都开垦成了耕地。而且由于是殖民性开发,往往带有一种特点,那就是土地过于集中。台湾的地主占有的土地比例远比大陆更高。清政府在鼓励台湾开垦过程中的政策,助长了这种土地垄断。最开始是奖励收复台湾的功臣,比如施琅家族早在康熙年间,就夺占了台湾南部已开垦土地的一半之多,名为“施侯租田园”,将这些土地出租给佃户,收的租子叫做“施侯大租”。
康熙之后,当地官府采取鼓励开荒的方式来增加赋税。开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需要的人力物力投入十分惊人,私人往往无法承担。历朝历代往往是由官府统一组织开垦。可是清政府对台湾的态度一直十分不重视,结果当地官府主要采取了鼓励私人开垦的办法。从福健、潮汕等地招募有能力的富人前来垦荒,允许他们圈占大批生地进行开垦,这些承垦的人家称之为垦户。这些垦户自行招募佃农,他们承担开荒的前期投入,最后成为地主,佃农则成为他们的佃户。因此后期开发出来的土地,大量集中在这些垦户手里。
随着台湾的开发完成,台湾社会中的佃户比例比大陆更高,这些没有自己恒产的佃户,很容易分化成无业游民,加上愿意出海移民的人,往往都不是什么安分守己之人,所以台湾的社会风气远没有内地安分。
还有开发耕地的过程中,许多原本是当地土著居住的地区,也被那些垦户承包下来,他们从当地部落手里租下或者买下这些土地,然后垦荒。失去土地的土著生计困难之后就会反叛,官府最后往往会偏袒这些地主,一次次镇压土著之后,导致台湾原住民最后大多居住在山区。可民族矛盾积累了下来,这也是一大不安定因素。
还有一个问题则是,台湾是最后统一进国家的地区,因此一直就有反抗的基因存在,天地会就是这个反抗文化的旗帜。
大量的无业游民,不安分的社会风气,激烈的民族矛盾和旧有的反抗文化,这些加起来,让台湾社会格外的动荡。
所以在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(1786年到1788年)发生了林爽文起义,从南到北,整个台湾都被波及。林爽文就是天地会的头目。
林爽文起义,也不过是五年前结束的事情,可以说他的影响还没有结束。遍及全台湾的天地会余党进入了地下活动,但却一直在积聚实力,打算卷土重来。
周琅矛盾在于,这些天地会的人手,有可能会在自己跟当地官府的冲突中帮助到自己,但也有可能引起更大的混乱。周琅并没有现在就在台湾建立基地的打算,台湾在周琅的计划中,也不是建立基地的选择,因为这里没有他需要的贸易基础。他需要以商业贸易来积累势力,广東和福健这两个茶叶出产基地才是最好的选择。
可如果真的跟天地会结盟,有可能引起范围广泛的起义,倒是波及太广,死伤太大。
周琅的道德水准算不上圣母,可基本的道德还是有的,如果他打算在台湾建立基业,那么让台湾乱起来火中取栗的事情,他可能会考虑。但他并不打算在这里发展,那么让当地彻底混乱起来,就没有意义了。
而且他现在也没有足够的能力火中取栗,他就是一个光杆司令,手下的军事力量,现在都掌握在科林手中,科林则是一个听命于东印度公司的军官,周琅真的能够火中取栗,那也是给东印度公司做嫁衣。
所以他目前当然不能跟天地会合作,除非他手里有几百自己的嫡系,然后以此为核心,大肆招兵买马,才真正有可能跟当地官府对抗。就算手里有自己的人马,周琅也不愿意将台湾作为自己的基地,更何况他还没有这些资源呢。
因此他目前的计划依然是修好船优先,如果遇到变故,则寄希望于谢清高能及时赶到将大家接走。
算算时间,如果一切顺利,现在出发前往澳门的船应该到了,不知道他们跟谢清高联系上了没有。
更不知道,谢清高收到信后,会不会如周琅所愿马上来台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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