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百九十一节 满清的社会弊病(2)
英国这些公侯伯子男,还通过击败国王,组建了一个实权议会,然后用议会为纽带,将自己团结在一起发声,实际上英国社会中,贵族议会的权力是最大的,议会在一定程度上,起到的是中国的皇权的授权与监督作用,国王成了象征,或者是依附于议会的一件摆设。
英国的官僚集团,跟中国也不一样,中国的官僚集团是从地主阶层中分化,得到皇帝授权管理社会,英国的官僚同样出自于贵族,由议会授权和监督。
由于英国最强大的是贵族组成的议会,所以在对社会的管理方式上,是以保护贵族集团的利益为核心的。这就是为什么,法国大革命后,也建立了民主制度,但法国是将公有土地分配给农民,而英国是将公有土地,让贵族圈地的原因。
任何国家,任何制度,都不可能完美,统治和管理国家的力量,势必是为掌握这个力量的集团服务的。
所以往往一个相对稳定和平衡的力量体系,他变革起来就越难。不用怀疑上层变革的动机,任何国家、任何制度,一旦出现问题,上层总是会寻求变革。不用从道德方面解释,尽管所有的变革最后都被标榜为为人民服务之类的道德概念。可实际上依然是从本阶层利益为出发点的,当然在个人层面确实会出现一些道德君子,比如极端的不顾私利的爱国者,极端的同情民众者之类的人物。但放在群体意识中,依然主要是以各自群体的利益为出发点。或许这就是一种生物本能,雄狮或者许多社会性动物还会杀死前任首领未成年的孩子呢,就是为了自己的基因得到传承,更何况人类呢。
在中国,当社会出现问题的时候,皇帝肯定会有改革的动机,而以个人身份出现的一些官僚,他们或者出于忠君思想,或者出于对底层的同情,或者其他任何原因,也会站在皇帝一边进行改革,可这种道德式的改革,往往很难成功,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多失败,就是因为皇权、官僚和乡村地主组成的平衡关系太过稳定。
英国以议会制为主的政治体系,也是如此。非常平衡,改革就很困难。法国大革命之后,英国涌现出了大量呼吁改革的人物。一直努力了三十年,才通过《1832年改革法案》,对英国的教育、法律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改革。
英国人之所以能成功的在平衡的各种力量中完成改革,而中国却大多数时候失败,最大的原因是英国重新平衡了政治势力。为了这次改革,几代政治家努力推进,但一直受阻于保守势力。直到辉格党首领查尔斯·格雷上任,格雷在1831年初首次的动议改革法案,被托利党掌控的下议院否决,格雷于是提请解散议会,提前大选,令辉格党人掌控下院,令法案取得支持。
但在下院通过后,法案又被上议院否决。格雷建议国王威廉四世大量策封支持改革的人士为贵族,遭到拒绝。格雷的建议被拒后,他宣布辞职,结果威廉四世召令威灵顿公爵组阁。可是,上议院否决法案一事触法各地出现暴动,而威灵顿公爵却未能成功组阁,使新政府流产,威廉四世于是唯有再命格雷组阁。
格雷重新上台后,再次要求威廉四世大量策封辉格党人士为贵族,以便法案在上院通过。这次威廉四世表示同意,但暗中却向托利党上院议员警告,不让法案通过将会后果严重,遂促使托利党上院议员倒戈支持法案,使法案得到通过。
英国议会能完成这次改革,是各种政治力量,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威胁和国内不断暴动的基础上才做出的妥协。即便如此,为了获得足够的改革动力,还被迫让国王册封大量改革派人士为贵族,才能在这个贵族化的议会制国家取得改革成功。
这就好比中国要改革,直接改革三大平衡权力中人数最多的那个地主阶层,皇帝直接让改革派的地主代表掌握政府,可惜这很难。皇帝对官僚集团的调整只能是局部的,局限在最高层的变动,一个丞相或者一个尚书的变动,很难让整个官僚集团都转变思想,更何况中国政治力量中,乡村地主这些在野乡绅的力量,是无法改变的。总不能没收保守派地主的土地,交给改革派地主吧。从这一点上来说,新中国革命成功的原理,就是因为改变了土地归属。
可是满清做不了这些,满清的皇帝,不管是嘉庆也好,道光也罢。他都无法彻底改变满蒙八旗掌权的状态,因为无论是在中国的时候,还是迁徙到中亚的时候,他都是一个小族临大国的局面。少数满蒙权贵是皇帝统治的根基,他只能让这些人掌权,就无法杜绝权贵腐敗的问题。
而且满清势力越是扩张,这个问题就越严重,因为越扩张,满蒙权贵的人数比例就显得越小,这类似于英国贵族数量始终保持在较小规模,反而更稳定,因为一个改革都需要加大贵族数量的国家,显然不存在欧洲那种贵族不贵的情况,少量,掌握绝对权力的贵族群体,是有利于稳定的。
嘉庆时候满清的这些问题还不明显,因为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平衡力量,就是汉八旗。当时满蒙八旗人口不足二十万,汉八旗在八万左右,统治四五百万的中亚回部民族,形成了一个满蒙权贵,汉人官僚,回部下层的稳定体系。
吞并了波斯之后,这个问题开始突显。一方面是满蒙权贵开始失衡,大量从中国逃亡这里投奔皇帝的八旗子弟,让满蒙权贵的数量激增,数量激增也未必会失衡,只是这些在中国活不下去的八旗子弟,往往都是游手好闲之辈,他们投奔皇帝的目的,是让皇帝养他们,而不是想通过为皇帝提供专业服务做出贡献,因此他们不是那种清廉的官僚,都是冲着权力带来的好处,而不是冲着权力能够实现个人理想这种目的来的。
结果他们一方面挤压了汉八旗的官僚权力,一方面改变了嘉庆中兴时期在苦寒的中亚重新找到了创业作风,将腐敗的文化重新带到了这里。当然他们的到来也不是没有好处,这些专业技能薄弱,但文化素养较高的八旗子弟,繁荣了文化,他们带来了戏曲、文学等艺术的繁盛。
造成的现象是,吞并波斯甚至后来吞并两河流域的物质财富,都通过这些享乐主义的八旗子弟,催生出了繁盛的文化艺术,没有带来国家硬实力的增强。
吞并两河流域十几年后,这里已经恢复了历史上的农业基础,养活了两千万人口。也让满清的总人口达到了五千万,中国式的统治,对于人口增长总是十分有利,因为稳定,因为少战乱,加上充足的物质,必然带来人口爆炸。
物质基础的扩大,和人口大爆炸,进一步造成了社会分化。过去作为官僚集团的汉八旗,现在都已经不再起到中间阶层的平衡作用。过去汉八旗主要以自耕农为主,吞并波斯之后,人口也不过四五百万之多。当时满蒙八旗人口百万,回部八旗上千万,以自耕农为主的汉八旗,一方面保持耕读传家的传统,一方面以足够的人口数量,稳定者社会。
但吞并两河流域农耕更优良的土地之后,汉八旗人口在十年间膨胀到了一千多万,其中自我繁衍是一个原因,另一个则是大量的人口兼并,汉八旗多子多福的封建思想,加上因为混血,已经彻底丧失了血统观念,让他们迎娶其他民族的女子变得无所顾忌。农业生产创造财富的能力,显然比游牧要强得多,因此汉八旗始终是相对富裕的族群,一个汉八旗男丁,娶一个回部女子很寻常,娶两三个都不罕见。娶得多,生的更多,这就让汉八旗人口出现了爆炸。
人口爆炸未必是好事,没有发展出足以养育这些人口的产业,那么人口就是负担。
土地是有限的,在大规模开发之后,汉八旗的下一代已经无法保持自耕农的模式。
首先从开发最早的费尔干纳盆地的汉八旗族群开始出现土地兼并,下层民众成为佃农,接着是波斯高原上的汉八旗族群,最近已经开始在两河流域的汉八旗族群中出现。
连一贯经济条件最好的汉八旗都开始贫穷化,其他族群显然也开始变得贫困。最大的原因还是人口问题,汉八旗从十年前的五六百万人能膨胀到现在的一千两百多万,人口增长一倍。回部八旗其实也差不多,虽然他们的人口增长速度没有汉八旗那么快,汉八旗人口在二十年间增长了三倍,他们也成功增长了一倍,从一千多万增长到了三千万,越穷越生,他们的生育率不比汉八旗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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