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二十二节 贸易拓展见成效(2)
就算日本明明有同类产品,可只要中国产品能进去,日本富人还是热衷于选购中国产品。这主要是日本社会长久以来积累下来的,对中国文化的崇敬感,让中国制造在日本享有品牌效应。就连一张席子,日本人有钱人都要用杭州织的,推崇如此,找谁说理去。
由于日本人的这种情节,导致中国出口日本的手工产品种类众多,周琅准备带去日本出售的,就有白丝、大花绸、中花绸、小花绸、大红绉纱、大纱、中纱、小纱、色绸、东京丝、东京繻、大卷绫、东京紦、中卷绫、素绸、绵、色缎、金缎、嘉锦、杭罗、大宋锦、西绫、花纱、轻罗、红毡、蓝毡、银朱、水银、白术、东京肉桂、桂皮、山黄肉、牛皮、山马皮、鹿皮、歇铁石、鱼皮、鱼胶、苏木、漆、沈香、朱砂、冰糖、木香、白糖、三盆糖、乌糖、碗青、苓苓香、排草、黄苓、干松、干草、川芎、靳蛇、麝香、人参、小参、墨、古画、书、磁器、雄黄、料香、藿香、当归、伽楠香、巴豆、刀盘、黄蜡、明矾、白铅、金线、色线、古董、巴戟、禹余粮石、铁锅、茴香、砂仁、石膏、淫羊霍、藤黄、羊皮、大黄、蒿木、阿胶、菜油、贝母等近百种商品。
相比欧洲人将商品送到东方市场,只要市场上有本国同类产品,一般大家都优先选用本国产品,而中国将商品送入日本市场,只要市场上有中国同类产品,一般日本人都优先选用中国产品,这种特殊的购物情节,让中国海商对日本贸易都很热衷。
只是有一个限制,那就是日本也实行闭关锁国,而且闭的比中国更严实。广州虽然一口通商,但至少还允许所有国家前来贸易,傲慢的满清朝廷的说法是,天潮上国对待藩属国那都是一视同仁的。所以对待各国商人的区别真的很小,特殊的只有三个,一个是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享有特殊税率,一个是苏禄国商船每船入港税比正税减一百两银子,法国则加一百两银子。
但日本的锁国,就只允许中国、朝鲜、琉球到日本贸易,西方国家只允许荷兰人前往贸易,一共只跟四个国家通商。
而且通商的规模还受到严格限制,即便是对中国,也是日趋严格。
首先要进入日本港口贸易,需要得到日本幕府下发的信牌,类似广州海关发给洋船的执照,无照是进不来广州港口的。
日本政府通过预先发放信牌,控制贸易船只的数量和贸易的规模。
日本元禄十年(1697年)的时候,允许进入日本的中国商船还高达八十艘,贸易额高达八千贯(日本银贯,1贯为100两),可到了宽政三年(1791年)之后,允许贸易的船数就下降到了十艘,贸易额限制在二千七百四十贯(274万两)以内。
之所以做出如此限制,主要是因为跟中国贸易,导致白银不断外流。而且日本还对本国出口货物进行限制,比如允许中国商人采购的铜为每年三百万斤。
受制于这些限制,导致朱濆一直无法从日本弄来足够的铜,所以现在周琅已经开始铸造铁炮了。
但随着周琅势力的扩张,日本幕府开始给予了相应的尊重。周琅占据凤山县的时候,就给日本幕府写了好几封信,带着这些信去日本的朱濆,除了得到日本临时批准了他几艘没有信牌的船进港贸易,没能从日本幕府哪里得到任何贸易优惠政策。
但当周琅占领整个福建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,日本幕府终于给周琅回了一封措辞恭敬的信,并且送来了二十面信牌。这突破了日本之前允许中国船只每年十艘的限制,可那十艘的限制,一直对周琅也没什么用,因为周琅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些信牌。信牌一直掌握在跟日本幕府关系密切的浙江一带大海商手里,他们以乍浦港为基地,每年多次往返日本。
朱濆虽然认识那些海上,但却很难从他们手里弄到信牌。
周琅不管这些,每次都让朱濆带齐官方文件,让他以外交使者身份去日本,日本人似乎默认了这种行为,每次都多多少少放行几艘船,而朱濆还会通过导货,将更多的货物放入得到许可的船上带入日本港口。通过这种方式,朱濆这两年,从日本赚到了近百万两白银,分润给了周琅五十万两。
朱濆每次去,也会带去周琅给幕府的信,周琅总是在信中向日本幕府表达自己驱逐鞑虏的正义性,希望日本能够通过放开贸易的方式,对周琅的攘夷事业给予支持。日本幕府一直都没有回信,每次去也就以悄悄放行几艘船的方式作为支持了。
终于在冬末,朱濆带回了日本幕府的回信,这次他们隐晦的表示了对周琅的支持态度。并且给予了二十块信牌,表示允许周琅派二十艘船去贸易,贸易额也翻了一倍,达到了五百万两。
幕府还在信中隐晦的提醒周琅,不要在信牌许可之外,再贸然派遣商船过去了。显然他们对周琅每年力行数次的“外交”行为已经不厌其烦。幕府还放宽周琅采购铜的数量限制,允许周琅每年采购五百万斤铜,用来铸造大炮。
老实说,日本人给的这些优惠还是很有诚意的,由于日本贸易一直被幕府限制,市场需求其实是被压制的,所以得到许可的那些商人,往往可以获取暴利,周琅向日本出售五百万两的货物,基本上可以得到一半的利润,就是两百多万两。
这笔钱对周琅来说,还是相当可观的。中日贸易航线,宋代时候就已经开辟到了每年能往返四次,周琅不打算跑四趟,他打算一次用光信牌,组建一个二十艘大船的舰队。
其中的威慑意味不言而喻。
为什么威慑日本,因为周琅从朱濆哪里得知,日本人不但给周琅发了信牌,过去给浙江海商的信牌也没有减少,还是十块,这意思很明显了,过去的浙江海商占有的名额,那是给满清的,这说明日本人在两面下注,两不得罪,不管周琅跟满清争夺的结果如何,日本都不得罪人。
威慑一下日本,至于日本是不是削减浙江海商的信牌数量,周琅不关心,他希望让日本看看自己的实力,增强一下信心,觉得周琅力量强大,赢的可能更大的话,没准日本人会再多给几块信牌,每一块信牌可都是价值十万的利润啊。
除了向印度和日本派去了二十艘武装商船的舰队外,周琅还向暹罗派遣了同样规模的一支舰队。
不过去暹罗的舰队目的,卖东西是次要的,主要是去暹罗采购大米。由于战争关系,福建的粮食生产去年受到了影响,导致米价腾贵,光靠台湾的稻米输入,完全无法满足,所以周琅需要一个能够大量供应稻米的渠道。这些年向中国出口稻米数量最多的,就是暹罗。
谢清高去年已经顺道走访过暹罗了。虽然明知道周琅跟满清是敌对关系,暹罗名义上还是满清的附属国,但暹罗政府并没有纠缠这个问题,因为他谁都得罪不起,只是默认了跟周琅势力进行贸易而已。
或者说暹罗人并不在乎所谓的宗主国威势,他们名义上臣服于满清,目的只是为了贸易而已,每一次朝贡的,大多都不是所谓的暹罗使者,而是中国商船。他们打着贡使的旗号,当然他们有完整的法律程序,会有国书,有使者,有暹罗国王的印章。这套程序都是真的,至于他们怎么得到的,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
总之每一次朝贡,都是一次利润丰厚的免税贸易。中国商人出力,暹罗国王出名,最后双方分肥。就像西方小国普遍崇尚贸易一样,中国周边的小国也崇尚贸易。原因只有一个,国小,人少,无力支撑起一套完成的生产体系,只能通过贸易满足需求。如果国家稍微大一些,就像日本这样的,就会反过来效仿中国实行对贸易的限制。
清朝时期,暹罗人口一直徘徊在四百万一下,根本不可能分化出完整的手工业体系,因此普通消费品都无法生产,只能像西方人一样,选择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。
历史上,暹罗跟荷兰,日本都进行过贸易。跟荷兰的贸易一直持续了下来,而跟日本的贸易因为日本的锁国而中断。跟中国的贸易不但维持了下来,而且日益扩大。因为双方各有所需,暹罗需求中国的手工制成品,康熙朝晚期,中国东南一带的大米已经无法自给自足,清政府鼓励南洋国家贩米进入中国,给予低税率,甚至免税的优惠。
暹罗鼓励贸易的原因,跟西方国家一样,但结果却不一样,西方国家形成自由贸易的观念,将其视为一种权力,对贸易的限制往往会引起严重的后果;暹罗的贸易,却因为利润丰厚,被权贵把持。最后集中到了国王的手里,称之为王室垄断贸易。
暹罗所有贸易货物,都是国王统一收购,严禁私人贸易,甚至在集市上开商铺进行零售。对外贸易同样如此,名义上暹罗国王是所有贸易的大老板,是全国最大的商人。
但是统治者一般不可能亲自进行交易,所以缺乏必要的商业知识,暹罗国王的做法是寻找代理人。而中国人成了最好的选择,到了清朝,华商基本上垄断了暹罗王室的贸易代理。西方人将这些中国商人,称为王室管家或经纪官。由于暹罗王室对华商的依赖,渐渐吸引了大量中国商人来暹罗贸易,明朝时期就已经有中国商人常年在暹罗定居,明朝灭亡又导致大量的商人滞留暹罗,在暹罗形成了一个华人定居点。
华人数量的增加,渐渐让他们成为暹罗社会中一股不容忽视的经济阶层,跟王室等上层权贵的关系,又让他们开始介入政治,乃至到了达信时代,达信这个华裔甚至通过驱逐缅甸侵略者,建立起一个华裔暹罗王朝,可惜只维持了一代,就被拉玛家族取代。
但拉玛王朝跟过去的王朝一样,依然坚持王室贸易,依然委托华商代理。华人在暹罗依然是一个特殊的经济阶层,华人定居区域,成为了繁华的主街。为了吸引华人到暹罗贸易,暹罗王室甚至给华人更优惠的待遇,华商在暹罗经商的税率比暹罗本地商人更低。一直持续到朱拉隆功改革的时候,当时取消华人特权的时候,华人甚至还起来发动了抗议。显然,那时候的华人不管从心理上,还是现实中,都已经建立了高本地人一等的观念。
由于华商在暹罗商业中的垄断地位,哪怕挂着给王室做代理的名义,但私下贸易也很盛行。所以周琅派出舰队去暹罗采购大米,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麻烦,周琅还给暹罗国王写了国书,让手下在无法从市场上采购到装满舰船的大米之后,出示国书,向暹罗政府求援,希望他们能动用官府库存的大米来帮周琅救救急。
去印度的舰队,去日本的舰队加上去暹罗的舰队,今年周琅已经先后派出了三支舰队,今天出航的是第四支舰队。
不过今天出发的舰队,既不是去印度试销货物的,也不是去日本违规贸易的,更不是去暹罗收购大米的,而是去打广州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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