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百一十七节 停滞时代
城市化的发展,电力只是一方面,甚至不是主要原因。城市吸引人居住的最大原因,只能是城市比农村更舒适。
要做到这一点,就必须解决许多城市顽疾,比如为生问题,医疗问题,教育问题等等。而这些问题,都在这二三十年中得到了解决,城市的下水道排污技术,自来水供应技术走向成熟。城市天然的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加集中,城市创造知识的速度远超封闭的农村。
当城市的这些优势都开始出现之后,城市才变得有吸引力起来。以前人口从乡村往城市流动,主要是生活的压力所迫,乡村无法为越来越多的人口提供工作,而城市可以,所以人们涌入城市是为了生计,而不是为了生活。现在他们觉得城市生活更舒适,不但是新一代的年轻人,就连一些地主老财都开始在城里买房安居,城市化自然而然的就加快了。
除了这些公共管理,城市管理也变得正规且严格。跟农村一样,城市也建立了兵役制度等相关制度。
城市居民也像村农居民一样,需要服兵役。中国的人口数量,就算城市人不服役,事实上也足以应付所有的战争危机。但城市居民远离纪律部队的危害是,一旦社会出现问题,城市会很容易失控。城市服役制度,更像是一种应急预案,当经济危机或者其他问题出现的时候,可以将城里人组织起来。
但城市全日制的工作方式,很难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体系,所以城市兵役制度,抽丁比例比农村更低,只有十丁抽一。这是建立在历次经济危机的数据上的,因为经济危机中,带来严重社会危机的,就是失业问题,而失业率在经济危机期间,其实也就一成左右人口突然失业,将这一成人口武装起来,就足以应付严重的经济危机了。到时候经济体能够吸纳其他劳动力更好,无法吸纳,失业率也不足以颠覆社会秩序。救济的人群更少,而武装起来的軍队,又是维护秩序的力量。
为了在城市中建立动员体系,跟农村一样,建立了户籍制度,鉴于万恶的户籍制度带来的不利影响,现行的户籍制度相对自由,更换户籍十分容易,基本上只需要去当地县衙户科进行登记即可。
随着户籍的建立,其实城市秩序的威胁,已经不是无组织的流民问题了,而是有组织的对抗势力,工会问题是这个时代的世界难题。中国的议会制度运行之后,也慢慢磨合成熟,比西方的议会权力要小,但比之前中国的强权政府一家独大的局面也不相同,议会是有一定权力的,在立法权、批准预算的权力上,跟西方类似,但官府为自己争取到了更高的执政自由,官府几乎可以做以前能做的任何事情,事后只需要向议会进行解释即可,就是所谓的先斩后奏之权。
这并不是周琅有意打造的制度,而是权力博弈的结果,只能说中国的议会还不太懂得如何跟政府博弈,或者说在使用权力的方式上,政府里那群精英更擅长。
议会斗争依然激烈,但议会变得有序,斗争的双方都不是多数派,商会和工会势力,依然比不上士绅力量,士绅议员的数量一直维持在三分之二以上,因此议会一直是士绅主导,不过工会代表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越了商会力量。
自然利益关系,依托同乡会组织工人的商会,渐渐在对工人的影响力上,比不上工会,工会也渗透进入了商会旗下的工厂,甚至主要的工会成员就是是参与商会的工厂主的工人。商会控制的宗族性质的同乡会工人数量,已经下降到了城市工人的三分之一。
同样的,工会管理的工团资本运行开始出现问题,他们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,开始出现经营问题。工会领袖的腐敗问题频发,工会资产的管理效率低下。有好领导的工会资产,将大量利润用来改善工人的居住环境,给工会成员发福利,却忽视了改善生产条件,机器设备陈旧,工团资本的工人工作也很是问题,由于工团不怎么开除工人,工人的工作压力不大,很多人消极怠工。
这些人类自身的劣根性,让看起来很美的工团资本发展受阻,债台高筑,不断破产。
有一些偏激的工会势力,希望为工团资本争取更有利的政策,他们要求政府给予工团资本减税,理由是工团资本是对工人最好的,但这遭到了商会的强硬反对,士绅势力也不支持他们,认为这不合理。没道理因为工人懒惰,管理不良造成的损失,让官府来买单。
因为这些问题,时不时发生摆工,城市生活越来越有吸引力,但城市秩序,也越来越让人头痛。不过一切都能在非暴力的范围内进行,也说明城市社会开始成熟起来。
只是工团资本、摆工无度,让中国的工业竞争力开始下降,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再也找不到了。工人工资在一次次摆工中不断提高,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,已经开始成为世界最高工资水平之一,在中国境内,仅次于美洲西岸的月薪30贯,平均月薪高达18贯钱以上。中部地区的工资较低,只有沿海地区的一半不到,西部地区只有三分之一,可是中西部的工业发展并不顺利,因为这里依然有麻烦的工会势力。
这些问题导致大量企业宁可转移到更容易压榨劳工的日本、朝鲜甚至越南,主要转移地区还是日本,日本分为三部势力之后,各自平稳发展,工业化加快,大量中国资本助推了这里的工业发展。日本人学习的很快,日本工人的维权意识还很薄弱,最重要的是日本人口过剩,这意味着工资低廉,日本人的工资水平只有中国东部沿海的十分之一,两国间的关税又很低,这让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日本加工后进入中国市场,比中国本地加工更划算,尤其是一些需要海外原料的产业。
于是棉纺织工业这种最适合转移的产业,率先大量向日本转移,中国海外领地,不管是北美还是印度的棉花,都直接运输到日本,加工成棉纱,甚至直接纺织成棉布后,出口到中国市场,价格还比中国生产的低许多。
这导致大量东部落后产业,很难向内陆地区转移,而是向国外转移。
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产业,主要围绕加工当地原料上,比如采矿业,农产品加工业等。
如果是西方国家,则会出现大量中西部人口向东部转移,追求高工资,但中国只会出现大量的流动性劳工,逢年过节的春运现象相应出现了。
维持中西部地区的贸易平衡的,往往是这些劳工汇回去的工资,而不是当地的产业。
而维持中西部地区公共福利的,则主要东部地区的财政划拨,一个强势政府的好处,在这个庞大的,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体现出来,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倾斜,不断向中西部输血,让中西部至少在教育上能够维持一定的水平。
中国巨大的产业转移,让日本、朝鲜的发展呈现出跳跃性质,中国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资本、知识和经验,短时间内涌入这两个体量不在一个级别上的小国,让他们发展迅猛的同时,也不可避免的快速汉化,两国懂得说汉语,写中文的人口极多,甚至都在学校中推广汉语教学,甚至两国中最好的学校,是全汉语教学。日本文字在日本叫做假名,中文才被称之为真名。朝鲜人的官方文件一直都是汉字记录,他们的精英一直进行汉字教育,现在有条件的富人,都让子女接受这种中国式的精英教育。
日本两国近两年财政增长速度迅猛,每年都有超过十个百分点的增长,财政的改善,让他们可以大规模改善交通设施和教育条件,两国在快速步入现代化。
有失必有得,东部大量产业的转移,对东部来说,并不是损失,因为东部开始转向更高的经济层面,轻工业比例下降,附加值更高,技术要求更高的重工业、电力工业,化学工业快速增长,东部的发展并不慢,但广大中西部几乎陷于停滞,要资金没资金,要人才没人才,资金和人才都向东部汇聚,除了沿江、沿河地区发展是跟东部一体的之外,纯粹内陆的省份,比如陕甘地区,云贵地区发展缓慢。即便是有大江大河相通的湖南、江西也发展疲弱。
内陆地区发展较好的,不过是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,金属矿藏丰厚的云南而已。
由于大量内陆地区的发展停滞,导致整个国家的发展速度下降,渐渐从一个快速增长国家,变成了一个缓慢发展的国家。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,整体上已经比不上欧洲一些小国,甚至落后英法这样的大国。
这种情况让人忧虑,至少在蒸汽工业时代,看不到好转的迹象。
低速增长,往往会积累社会焦虑,焦虑往往会伴随躁动,躁动是需要发泄的,不是对内,就是对外,中国人越来越失去耐心,新一代人失去勃勃生机,变得迷茫,看不到前途。
这十分危险,不是对中国,就是对世界!
而这个世界,却又很不安分。
中国的某些邻国尤其不安分,美国内战结束一年之后,俄国爆发了政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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