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百七十四节 破产的中法同盟
周琅想支持法国,但法国人却要结束跟中国的同盟关系。
法国大使亲自将结束同盟的通告递交到理藩院,明确告诉中国,表示因为法国目前的状况,已经无力维持跟中国的同盟关系,因此只能无奈的中止同盟,以前中国跟法兰西帝国签订的同盟条约作废,但希望能够继续维持法兰西共和国跟中国的正常外交关系。
法国背盟的消息公布之后,并没有引起舆论的批评,因为在这次普法战争中,中国并没有能够及时支持法国。尽管普法战争并不在中法同盟的条款内,也算不上是中国违反盟约,但普遍的认识是,如果中国能早点给予法国一些援助,法国不至于败得这么惨。
中国文人爱讨论时事政治,家国天下思维的文人们,纷纷在报纸上撰文,批评议会。
政治评论家们的水平可能不高,但基本的国际局势在他们的分析下,还是让广大读书人比较清晰的了解中国跟英国的全球竞争态势,尽管所有人都骄傲的认为,即便没有盟友,中国也能独立击败英国,但有盟友总比没有盟友强。中国之所以一直无法击败英国,并不是实力不行,而是距离太远。因此在英国附近拉拢一个盟友,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。可这唯一的一个西方盟友,保持了长期友好关系的西方大国,却因为中国没能提供帮助,而跟中国断绝了同盟关系,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损失。
加上之前在干涉日本内战问题上,政府行动的迟缓,也让舆论对现行制度进行批判。
一方面是政府有意识的推动,一方面是跟官僚集团思想相近的文人群体的推波助澜,让议会制度成为舆论抨击的重点。
证据多的是,尤其是让人心怀芥蒂的是,议会制是一个西方舶来品,从始至终,都没有被文人群体所接受,认为这是效法西夷,是以夷变夏。
议会内部也始终不团结,始终发不出同一个声音,反而是内斗连连。
帮会势力、商会势力和工会势力,尽管并不是议会中最大的势力,但他们之间的斗争却是议会斗争的主流。
经济危机之后,工团资本在中国出现。
所谓工团资本,就是那些即掌握着工人组织,又经营产业的资本。工会是这样,商会和帮会也是这样。又相互混杂,都向对方的领域进行渗透,工会成员未必都在工会经营的工厂里做工,尤其是松江府之外,工会资本基本上还是空白。但帮会和商会的资本化却很严重,商会自不用说,本就是一群资本家组成的团体,其中工厂主是重要的一股势力。帮会却有悠久的经营码头、客栈、运输业的传统。在工业时代,他们借机渗透进入了工业,建设了一些纺织厂、机械厂甚至造船厂。
原本这种共同团资本,帮会势力是最早形成,发展最好的。但当工会开始拥有自己的产业,商会对工人组织控制开始变强之后,帮会在两方面都开始受到打击。
经济危机的时候,工会势力从谷底开始反弹。因为他们得到了一批破产工厂之后,迅速恢复生产。就像松江工会会长说的那样,生产上,轮不到皇帝教他们。他们有各种人才,生产迅速恢复。生产恢复之后,有产品出售,总有一些收益。他们的产品又不差,迅速挤入市场。
有一些收益之后,他们利用这些收益,做了一些以前想做,却做不到的事情。他们在工厂里建设了福利商店,从外面批发商品,原价卖给自己的工人。他们真的把工人当兄弟,他们的领导者也不贪婪,也不追求利润,追求的只有员工的幸福。这让他们迅速吸引了一大批经济危机中过的不好的工人,甚至那些以降低工资的代价,在帮会和商会产业中恢复工作的工人。
工会人数迅速攀升,生产持续扩大。幸运的是,经济危机渐渐过去,他们的产品总能找到市场。于是他们对工人的吸引力更大,相比收会费的帮会,他们不压榨工人,相比压工资的商会,他们不剥削工人。利润的大部分,都拿出来分配给了工人。而且他们把所有人都当兄弟看,不管先来后到,只要加入工会,就有一份福利。这让工会势力茁壮成长,迅速恢复到了十万人,二十万人,在经济危机后第一年,恢复到了三十万人。
新增的成员数量,一部分是从乡下返程的工人,大部分还是从帮会和商会企业里吸引来的劳工。这时候麻烦来了,经济危机过后,市场转为增长,物价上升,销量上升,意味着利润上升,此时养工人不再是一个负担,而是有利可图的事情。但大量贫苦工人从帮会、商会转向工会,商会还好说,帮会习惯了下三滥的手段,他们开始雇人威胁、殴打这些工人。
工会立刻行动起来,告官的告官,保护的保护,建立了工人保安队,双方发生了多起武力冲突。政府对这种事极为看重,经过调查认证,帮会挑衅在前,马上抓捕了一批帮会首领,流放的流放,关押的关押。
这种政府的有作为,其实是履行正常职责,如果政府不履行这种职责,就会像历史上那样,工人开始组织工人纠察队,商会组建商团武装,帮会本就是一些暴力分子组成,因为民间得不到安全保护,就会自己武装起来。
因为政府的介入,以法律为疏导,谁动武都得死,结果就是帮会在这一波争夺工人的冲突中,遭受了沉重打击,小刀会头子周立春竟然都被抓捕,流放非洲,由其女周秀英继续领导。
这让因争夺工人而起的暴力冲突,刚开始就戛然而止。想吸引工人,只能通过提高工资,增加福利的方式。
在加工资上,资本实力雄厚的商会拥有绝对优势,在增加福利上,跟工人心连心的工会组织,又有天然优势。帮会开始衰落,他们的成员流失,跟工会起冲突,他们索拿会费,跟商会有冲突。
商会需要工人,除了公开招工之外,还委托这些帮会招募工人,以前甚至跟他们合作,让他们帮忙管理工人,因为帮会的威胁恐吓以前很有用。当然要付出一些代价,每个工人帮会都会抽成,行情不好的时候从工人身上抽,行情好的时候由企业来出,称为佣金,倒也是正常收益。可现在企业主们组织起来了,他们通过商会,控制了一批外地工人。在经济条件好的时候,面临着涨工资的压力,可他们发现,他们涨起来的工资中,一部分被帮会拿走了,因为一些工人被迫加入过帮会。
如果是以前,商人们是不会管这些事的,工人对他们跟帮会来说,都是羊,都是他们可以敲骨吸髓的绵羊。可现在有一个工会,这是一个搅局者,工人们纷纷跑去加入工会,工会会保护他们。此时企业家们面临着,要么坐视自己工厂里的工人都成为工会成员,要么就保护他们不被帮会侵害。
工厂主通过商会出面,跟帮会势力谈判,要他们退出自己的工厂,否则就打官司。帮会名声不好,打官司总输。短短一两年间,帮会势力要么是转为做正行,要么销声匿迹,解散或者退回到以前秘密结社时代。帮会作为一个历史印迹,彻底从越来越规范的城市秩序中消失了。
帮会的那些人当然都还在,帮会组织甚至也还在,但已经改头换面,越是规模大的帮会,越是积极转变身份,因为他们的首领进入了各级议会,变成了有头有脸的人物,急迫的想把黑底洗干净,于是他们成了某某公司,而不是某某帮,某某会。
在内外因的双重作用之下,传统帮会退出公开活动之速度,比任何朝代的围剿都要快,来自帮会势力自己心灵中那种登堂入室的渴望,远胜过任何政治力量的打压。
新的帮会放弃了帮会之名,他们转而加入了商会,以工厂主、商人的身份加入各种商业行会。
然后城市政治斗争中的双方,就成了工会和商会。双方根本利益诉求的不同,让他们将经营的方向放在不同的方面。商会虽然也通过同乡会等组织,拉拢劳工,但他们本身是受利润驱动的,他们对改善工人处境没有什么直接的动力。工会虽然也开始经营产业,但他们的经营产业的目的,则是出于改善劳工的状态,甚至作为吸引劳工的手段。
这让工会始终在向商会势力渗透,他们在同乡会中发展分部。商会则拼命排挤他们,不断开除那些加入工会的工人。工会一边将这些工人安置在自己的产业总,一边组织摆工等手段,对抗商会资本家群体。
在议会中的斗争,日益激烈,都希望出台对他们有利的政策。工会希望制定资本家随意借故劳工为非法的法律,商会则希望出台随意摆工为非法的法律,双方势成水火。
官僚集团则使用权术,一方面不干涉两方的斗争,让他们的斗争局限在议会内部,同时严控因为摆工引起的暴力冲突。另一方面则拉拢士绅阶层,牢牢控制着大政方针。
三方势力的都开始掌握了议会斗争的诀窍,在一个法制没有崩溃的秩序中,议会制度慢慢开始成熟。
其中官僚集团最为成熟,他们本就具有最丰富的政治经验,老谋深算的皇帝,平衡手段玩的更是老练,在各方围绕利益斗争的时候,他成功的加强了皇权和行政权力在外交和军事领域的自由度。
借助舆论对议会制度低效的批评大环境,终于在议会中通过了紧急条例法,规定在关乎本国和盟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,不需要经过议会批准,只需要内阁达成一致,皇帝可以直接动用军事力量。
但这些已经无法挽回中法同盟,皇帝做出的努力是,跟法国大使进行了一次会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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