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17章 阴谋与阳谋

　　楚歌所找到的切入点，正是那句“与士大夫治天下”。

　　这句话之前在盛太祖的那个副本用过，现在，又用到了。

　　说来凑巧，这句话正是文君实说的。

　　这件事情就发生在王文川变法后不久的一次御前廷对中。

　　当时，新旧两党从国家大事讨论到变法细节，最后又逐渐演变成了嘴炮互喷。而最终，那时一心支持新法的皇帝忍不了，下场了。

　　史料上的原文，是这样记载的。

　　君实又言：祖宗法制具在，不须更张以失人心。

　　上曰：更张法制，于士大夫诚多不悦，然于百姓何所不便？

　　君实曰：为与士大夫治天下，非与百姓治天下也。

　　这段对话其实很容易理解。

　　说到变法，文君实说，祖宗之法已经很完善了，没必要改，改了就要失去人心。

　　皇帝就纳闷了：改革法制，士大夫确实挺不高兴的，毕竟损害了士大夫的利益；但百姓有什么可不高兴的？有什么可失去人心的？

　　文君实说：皇帝是与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的，而不是与百姓一起治理天下的。

　　这番对话的结果，是文君实一个大招，把皇帝说得哑口无言。

　　当时，皇帝磕磕巴巴地说：“士大夫……也不全都是反对的吧？”

　　这种弱弱的反问丝毫没有起到任何效果，也证明了，皇帝实际上是被文君实给唬住了。

　　可以说，文君实确实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，把千百年来的大实话说出来了。

　　在那个年代的人看来，皇帝和士大夫，都是国家的统治阶层。而百姓，是国家的被统治阶层。皇帝想要维护自己的统治，那就得让士大夫满意，否则，这皇帝就统治不下去。

　　换言之，文君实说的“不须更张以失人心”，这里的“人”，是特指士大夫阶层。

　　至于百姓？

　　那都是被统治的牛羊，那能算人吗？

　　既然他们不算人，可以随便糊弄，而且怎么割都是割，那就完全可以忽略掉。

　　只考虑皇帝和士大夫这两方，变法要动士大夫的利益，当然会导致国家不稳固了。

　　实际上，不只是文君实，其他的大臣们，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想法。

　　而正是因为士大夫们有如此的共识，变法才几乎不可能成功。毕竟这意味着，要与整个官僚集团为敌，而唯一能有点用的皇帝，在这一点上也很糊涂。

　　但就是这番对话，让楚歌找到了突破口。

　　当时，皇帝确实被驳得哑口无言。

　　但这并不代表皇帝就接受了文君实的说法。

　　恰恰相反，皇帝反而因此而产生了愤懑之情，在未来的人生中，他开始绞尽脑汁地想着，如何才能让自己不再这么憋屈。

　　“元丰改制”恰恰说明了，皇帝的心中始终过不去这个坎。

　　其实，这才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反应。

　　谁能拒绝权力？

　　对于每一个皇帝而言，掌握绝对集中的权力都是他们的毕生追求。而对于大臣们来说，则是要千方百计地拒绝皇帝的要求，甚至要从皇帝手中抠出权力。

　　所以，皇帝只是暂时没想到解决方法，不代表他不想改变这种现状。

　　而楚歌现在要做的，就是给皇帝提供一种解决方法。

　　想到这里，楚歌说道：“臣以为，官家非与士大夫治天下，而是用士大夫治天下。

　　“天下之事，决于官家。官家想做，若是士大夫支持，那便皆大欢喜；官家想做，若是士大夫不支持，那官家自然也可以换一批支持的人。

　　“士大夫代天子牧民，何尝听闻，士大夫替天子牧民？

　　“官家想做事，却处处被人掣肘，岂不闻太祖有云：卧榻之侧，岂容它人酣睡？”

　　听完这番话，皇帝的双眸越发明亮了。

　　显然，楚歌扮演的王文川扔出了许多惊世骇俗之论，虽然被其他的大臣听到要引发轩然大波，但在皇帝听来，却不啻于仙乐一般优美。

　　楚歌的意思很简单，陛下你听文君实瞎逼逼干什么？

　　士大夫凭什么和皇帝分享权力？

　　你是皇帝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古代的官员叫州牧，意思就是说，那是代天子以牧民。但他们敢说自己是替天子牧民吗？那就是造反了。

　　所以，不管怎么说，最终说了算的还是皇帝。

　　皇帝如果都不能说了算，那还叫什么皇帝？

　　这番话，着实说到皇帝心坎里去了。

　　他又何尝不是这么想的？

　　其实在历史上，皇帝之所以和王文川分道扬镳，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这里。

　　王文川本身是个非常固执的人，凡事喜欢大包大揽。而皇帝站在他身后，总是会觉得，有些不自在。

　　很多事情，王文川自己就办了，皇帝有不同的想法，也得考虑王文川的看法，很多时候还要妥协。

　　久而久之，皇帝自然会觉得，王文川跟文君实他们这群人没什么区别，多多少少会有些疏远。

　　一旦新法出了问题，皇帝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承担责任，而是觉得，这是你王文川大包大揽所带来的问题，你自己要背全锅。

　　所以到后来，皇帝疏远了王文川，自己亲自搞了元丰改制。

　　虽然元丰改制的效果还不如王文川变法，但这毕竟是皇帝自己要干的，他自己就是第一责任人，自然找不到人甩锅，这事就这么继续下去了。

　　这充分说明，任何一位皇帝都想集权，都不想跟宰相分享自己的权力。

　　盛太祖给出的答案是，直接取消宰相，自己把所有活全都干了。

　　而在齐朝，皇帝并不是不想这么干，只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么干的可行性。

　　盛太祖是草莽皇帝，他从基层做起，什么都懂，自然不需要宰相的帮忙；但此时的皇帝就是个普通的守成之君，不可能有盛太祖那种变态的能力。

　　他想自己跟文官集团打擂台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　　可如果，王文川站在他这一边呢？

　　皇帝的脸上露出了振奋的神色，但紧接着，他又有些犹豫：“王卿，此事……真的可行？若是可行，朕又该如何去做？怕就怕……天下大乱啊。”

　　显然，皇帝的担忧不无道理。

　　这些士大夫的势力太大，哪怕是皇帝，也要忌惮三分。

　　如果此时他真的硬来，必然招致群臣的一致反对。到时候，他可就真变成光杆司令、孤家寡人了。

　　真到了那一步，轻则政令不通、皇帝的旨意进行不下去；最严重的情况，皇帝甚至有可能被废。

　　楚歌早有准备，表情中带着蛊惑：“官家放心，臣自有良策。

　　“此事自然不可一蹴而就，务求循序渐进。

　　“而其中关键在于，官家要分清楚，谁是敌人，谁是朋友。”

　　皇帝表情更加迫切：“如何分辨？”

　　楚歌微微一笑：“官家还记不记得，阿云案？

　　“简而言之，认可官家的便是朋友，而不认可官家的，便是敌人。

　　“若是有些人，连官家救一个弱女子都不同意，连官家改几条法条都不同意，那他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，自是一目了然了。

　　“至于如何处置这些人，也简单。

　　“先剪其枝叶，再斫其主干，循序渐进而已。

　　“官家尽可将这些事情交给臣，至于这些空缺出来的位置选用何人，官家可自决。”

　　至此，楚歌终于把自己的阴谋，给和盘托出。

　　当然了，对于文君实这样的官员来说，这或许是一次阴谋，但对于皇帝来说，这却是一次不折不扣的阳谋。

　　楚歌已经把整个计划九成的内容给毫无保留地向皇帝说了出来。

　　而剩下的一成，才是他的私心。

　　整个计划的突破口，正是皇帝对于权力的渴求。

　　此时朝堂中分成了两党，一派是以王文川为首的新党，而另一派则是以文君实为首的旧党。

　　他们有许多的不同之处，但却有一条相同之处，就是都想用相权死死地压住皇权，而不愿意交出半分。

　　文君实是如此，王文川也是如此。

　　所以，皇帝其实很郁闷。

　　他想有所作为，所以支持王文川变法，但自始至终，他也没有真的信任过王文川。因为王文川也不想跟他分享权力。

　　当然，这并不是说王文川贪恋权力，更有可能是王文川打心底觉得，这些事情就该是宰执的，皇帝不该插手，也不该过问。

　　这是当时所有士大夫的共识，王文川不可能像楚歌一样看到数百年后的世界。

　　这也算是某种时代局限性了。

　　所以，变法的这些事情，虽然经过了皇帝的点头，但皇帝的支持却并不坚决。

　　稍有动摇，结果就是王文川被罢相。

　　而现在，楚歌率先突破了这个底线。

　　什么士大夫的共识？不好意思，我就是要给皇帝当狗！

　　原本皇帝也想收回相权，但苦于无人支持。而现在，王文川等于是在他瞌睡的时候，送来了枕头。

　　一边是愿意给他当狗，愿意无条件上交相权、只给皇帝踏踏实实办事的王文川；另一边则是一口一个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、皇帝做什么事情都必须遵照祖宗之法的文君实。

　　远近亲疏，一目了然。

　　皇帝会喜欢谁，还有疑问吗？

　　如果说原本王文川在皇帝心中的好感度是60，文君实是40，那么现在，王文川的好感度暴涨到了100，而文君实则只剩了10。

　　找到了这个退破口之后，楚歌的目标就很明确了。

　　那就是：明目张胆的党争！

　　按理说，皇帝本该是最不想见到党争的人。

　　因为一旦党争，就意味着某一党胜出后，会产生巨大的影响，反过来进一步压制皇权。

　　之前两派势力均衡的时候，你们尚且把朕压得死死地，现在一派倒了、朝堂中全都变成了另一派的人，那朕还不得当场退位？

　　但现在楚歌要搞的党争，却并不会招致皇帝的激烈反对。

　　其一，是因为他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诚意。

　　楚歌先拿出了官制法，主动让出了一部分相权，这已经让皇帝觉得他是个没有野心、十分听话的臣子。好感度拉满以后，皇帝自然不会觉得王文川会对他有很大的威胁。

　　其二，是因为他把党争，包装成了为皇帝集权扫清障碍。

　　楚歌提到了阿云案，就是借这件不起眼的案子，将新旧两党之间的矛盾，转移为旧党和皇帝之间的矛盾。

　　意思就是说，咱们先不谈变法的事，看看阿云案这件小事。

　　阿云案里，可是有陛下手谕的！

　　我们新党，其实是为陛下办事的。陛下手谕说了要减刑，我们就减刑了；同样，陛下要变法，我们就变法了。我们做的一切，其实都是为了陛下。

　　而旧党呢？陛下今天想赦免一个弱女子，他们不同意；陛下想变法，他们又不同意。

　　一口一个祖宗之法，那意思是不是说一切按照祖宗之法来就行了？一切交给他们这些旧臣去办就行了？皇帝说什么都不好使了？

　　这样一来，就把旧党进一步推到了皇帝的对立面上，让皇帝更加讨厌他们。

　　既然皇帝已经讨厌他们了，那么这就不是党争，而是皇帝在消灭不听话的大臣。

　　其三，是因为他留足了余地。

　　楚歌说了，凡是在阿云案中不支持皇帝的，凡是不支持新法的，都是打击对象。

　　先从小杂鱼开始办，然后再一步步地把朝中重臣也给赶走。

　　但打击完了之后呢？

　　如果楚歌说，这些位置空缺出来之后，由新党的成员来顶上，或者更进一步，由他来决定谁来顶上，那皇帝肯定会警觉。

　　这不还是在培植王文川的势力吗？

　　但楚歌已经把人事任免权交了出去，谁来顶替这些空缺，是皇帝说了算。

　　总而言之，在皇帝看来，打击哪些官员，是他决定的；提拔哪些官员，也是他决定的。

　　既然如此，那还有什么朋党？有什么威胁？

　　掌控一切的感觉，多么快乐。

　　这就是楚歌展现在皇帝面前的，那九成的阳谋。

　　但还有一成，他没说。

　　那就是这样一番操作之后，到了后期，他仍旧可以实现架空皇帝的操作。

　　因为在处置这些旧党的时候，他会下死手，让他们再也没有任何回来的机会。

　　表面上，皇帝可以随意任免、提拔官员，皇帝自己多半也会以为他随时可以提拔别人制衡王文川，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。

　　但在其他的官员看来，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。

　　他们只会看到，旧党在皇帝和王文川的打击下，兵败如山倒，而且全都被王文川以残酷的手段清算了。

　　这时候，他们想入朝做官，想提拔升迁，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？

　　只能选择站在王文川这一边，成为新党的支持者。

　　而等他们被提拔的时候，他们是会念皇帝的好呢，还是会念王文川的好呢？

　　哪怕这种提拔是皇帝亲自做出的，这些官员心里也会想，自己的官位实际上是王文川给的。

　　因为他们根本无从分辨，皇帝如此果决，到底是为了支持新法呢？还是为了支持王文川呢？

　　其实都不是，皇帝是为了自己的权力。但那些官员们，恐怕很难意识到这一点。而即使意识到了，也做不了什么。

　　总不能上疏痛骂皇帝吧？这种事情就算看出来了，也不能到处乱说啊！

　　久而久之，皇帝表面上掌握着官员的任免权，但整个朝廷中全都是王文川的人，他任免谁，又有什么区别？

　　到了那一步，楚歌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新法，不用再担心有什么反对和质疑的声音。

　　什么？还是会有？

　　不会有的，因为到了那个时候，楚歌不会让这些声音传到皇帝的耳朵中。

　　连欺上瞒下都做不到，还算什么权臣？

　　当然，楚歌也知道，哪怕这样做了，他扮演的王文川也不可能成为无冕之王，也不可能真的彻底架空皇帝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

　　因为这个皇帝不是小孩子，他正值壮年，仍旧牢牢地掌握着权力。

　　齐朝毕竟不同于以往的那些朝代，制衡的因素太多了。

　　哪怕整个朝廷都是王文川的人，若是有朝一日皇帝真的下定决心要干掉王文川，也还是有办法的，只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已。

　　就像严茂青能把持朝政四十余年，是因为皇帝不想干掉他吗？实在是太顺手了，舍不得而已。真想办，也还是能办的。

　　但就算有朝一日皇帝真的下定决心了，像对待历史上的那些权臣一样，把王文川开棺戮尸了，又如何？

　　这漫长的时间，足够楚歌做很多事情了。

　　终于，皇帝被楚歌的这一番画饼，给彻底征服了。

　　“那么，依王卿之见，朕该从何做起？”

　　楚歌稍微顿了顿，然后说道：“请官家借臣武德司一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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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楚歌回到府邸之后没多久，武德司的一把手，提举刘知恩就到了。

　　这位大宦官的脸上，显然写满了疑惑和不解。

　　因为他实在想不通，皇帝让自己来找这位拗相公，到底是为什么。

　　楚歌微微一笑，对刘知恩说道：“刘提举，请坐。”

　　所谓的武德司，就是齐朝由皇帝直属的特务机构。

　　与大盛朝的锦衣卫不同，武德司的权力其实非常有限。因为齐朝有“刑不上大夫”的祖训，文人的环境十分宽松，基本上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迫害。

　　即便武德司揪出了不法之人，还得将嫌疑人送到大理寺去定罪。

　　而当时的环境，就连皇帝都拿这些士大夫没什么办法，更何况是武德司。

　　所以，这时的武德司虽然是一个特务机构，既管宫禁宿卫，也管刺探监察，但实际上对朝堂上的事情却根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，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十分稀薄。

　　而在齐朝，这个机构可以说是狗都嫌。

　　在朝中，武德司直属皇帝，不接受任何大臣的管辖，所以包括文君实在内的大臣屡次上书弹劾痛骂；在民间，武德司也被百姓鄙夷，但凡有点出息的人都不会去武德司任职，更别说是有才学的进士了。

　　这就导致武德司的成员，或者外围成员大多是一些地痞流氓，打着皇帝的旗号狐假虎威、欺行霸市、无恶不作，败坏了武德司的名声，也让皇帝在士大夫面前抬不起头来。

　　皇帝也不想取消武德司，于是最终只好妥协，将武德司活动的区域局限于京城。

　　楚歌虽然向皇帝保证了要扳倒这些旧党，但具体怎么扳，还是得好好考虑一番。

　　直接蛮干肯定是不行的，如果一个官员本身没有犯罪却强行给他罗织罪名，那就做得太明显了，也很容易被其他的旧党给群起而攻之。

　　到时候皇帝也会下不来台。

　　而如果有罪证的话，这种事情办起来就名正言顺了许多。

　　想要搜集罪证，或者编造罪证，武德司都是必须要拿在手里的一个机构。

　　自齐朝建立一来，武德司就一直发挥着作用，也一直在挨文官士大夫的骂。

　　在原本的王文川看来，这显然是个令人生厌的特务机构，不可能有什么好脸色。

　　但在楚歌看来，武德司恰恰不是做得太多了，而是做得太少了。

　　这个机构，根本就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。

　　想到这里，楚歌扮演的王文川直接把一份奏折扔到刘知恩的手上。

　　刘知恩愣了一下，仔细一看。

　　《论武德司巡查亲事官札子》，作者，文君实。

　　这是文君实之前向皇帝弹劾武德司的奏折。

　　刘知恩粗略地扫了一眼，抬头看向楚歌扮演的王文川：“王相，你这是……”

　　他彻底被不按套路出牌的王文川给搞疑惑了。

　　楚歌微微一笑，摘了奏折上的一小段念了出来：“‘臣等伏闻，武德司潜遣逻卒，听市道之人谤议者，执而刑之。又出榜立赏，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。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，固如是耶？’

　　“这是文谏议之前弹劾武德司横行不法、恣意妄为、构陷诽谤、因言罪事的奏折。

　　“刘提举，若是官家真的听了文谏议的话，废了武德司、将武德司中的不法之人全都缉拿严办，你又要如何自处？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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