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六六章 相辅相成
包玉钢同时感到,外资银行歧视华人的一贯做法,很大程度上是华夏买办人为造成的,他们既是中外商务交流的桥梁,又是两者间的鸿沟——他们为的是维护既得利益和至尊地位。
在某些时候,华夏人歧视华夏人,更甚于洋人歧视华夏人。
桑达士负责在香港的借贷,在港商眼里,是个比大班还更有权势的人物。众港商莫不嫉羡包玉钢,某些银行买办对他恨之入骨。
事实上,在很长一段时间,包玉钢并未从桑达士手中借到一分钱。
1955年,初涉航运业的包玉钢,购买了第一艘金安号旧船。桑达士未给四处碰壁、几乎山穷水尽的包氏一分钱支持。
其后,包氏的船队扩大到7艘旧船,将其中一艘押给汇丰,才从桑达士手中获得小额贷款,作为流动资金。
桑达士很欣赏包氏低价长租的经营方式,也为环球航运公司的发展感到高兴。他知道包玉钢梦寐以求造新船,但他仍不打算成全包氏。
当时香港的银行业有一条下成文的规矩,行中人称之为“黑书”:请不要投资于航运业、航空业和电影业。这几个行业风险极大。
1961年,桑达上与包玉钢进行了一次历史性会晤,这次会晤,把汇丰与环球都推向顶峰。
会晤地点在名叫“香港会”的西人俱乐部,两人坐在蓝厅临窗雅座。包玉钢开门见山:
“桑达士先生,我想向日本造船公司订造一艘新船,排水量为七千二百吨,船价为一百万美元。我已和日本一家航运公司谈妥,船造好租给他们,期限为五年,第一年租金为七十五万美元,我想向你借这个数。”
这使桑达士甚感为难。最后两人敲定,如果包玉钢能从日本银行开到银行信用证,桑达士就兑现借钱。
结果,包玉钢开到别人都断定开不到的LC,桑达士君子无戏言,终于打破“黑书”行规,借钱给包氏造船。
当然桑达士并非完全出于料定包氏开不到LC而贸然与包氏打赌。
当时世界航运业蓬勃发展,市道看好,拥有船只,犹如拥有一座海上金矿,高额的盈利足以抵消船只的风险。
包玉钢的保守经营作风,与银行业如出一辙,桑达士熟悉包氏,亦熟悉包氏的环球,所以,他敢与包氏打这个赌
事实上,“黑书”并不是一成而不可变的。汇丰与环球,联手打破“黑书”中不可投资航运的禁忌。
其后,汇丰与国泰,又打破“黑书”中不可涉足航空业的先例——贷款购买价值更昂贵的大型波音喷气客机。
董浩云指责的是事实,这正说明包玉钢与汇丰的关系不一般。
香港作家冷夏、晓笛在其《世界船王——包玉钢传》中借用一句话,形容包玉钢与桑达士以及汇丰的关系:
“桑达士的最大功绩,是发掘了包玉钢。包玉钢的事业,是凭藉汇丰银行发展起来的。桑达士令包玉钢发达,包玉钢令桑达士升级,令汇丰银行跑赢渣打银行。”
桑达士的另一大功绩是,他打破了外资银行不贷巨款给华商的陈规。
六七十年代,正是华商迅速崛起、英商徘徊不前的时期。贷款资助华商,既成全了华商,又为汇丰带来惊人的盈利,银行与客户,从来都是相依相存、互惠互利的。
1971年,沈弼就任汇丰银行总经理,1986年沈弼卸去汇丰董事局主席一职,这一时期被称为汇丰的沈弼时代。
汇丰银行在沈弼手中获得更惊人的发展,因此,有必要对沈弼的身世作一些简介。
沈弼的英文名Michae1 Saindberg,“沈弼”是他来华工作取的中文名。沈弼1927年5月31日出生于英国,父亲是英国中央银行——英格兰银行职员。
1945年,沈弼18岁,刚从高中毕业。那时盟军已获得欧洲战场的全胜,不过世界仍不太平,参军是热血青年的义勇行为。沈弼回忆道:
“那时,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爱国精神。如果你提前志愿参军,你就有选择到什么军队服役的机会;如果拖延时间,在最后的时刻彼征入伍,你就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,可能被派遣到你最不愿意去的地方。”
沈弼在英国受了装甲兵课程训练,之后,他选择了到印度服役。
印度是一个古老的国度,是吉卜赛人的发源地,是一片充满神秘的地方。沈弼去时,正值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高涨之时,印度人民在圣雄甘地号召下,进行非暴力抗争。
事实上,暴力活动不断,局势动荡不安。英国人的至尊地位受到动摇,沈弼领略的军营生活,并无大多的浪漫色彩。
沈弼分配在英国驻印第六长矛骑兵团,驻扎地点在与阿富汗交界的科哈特。
英军骑兵中队和锡克族骑兵分队共同守卫。锡克族人更能吃苦,沈弼在科哈特,增长了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能力。
1947年,沈弼调往北非的利比亚,英国的皇家龙骑兵守卫军,驻扎在濒临地中海的班加西。这是一个海港小城,城中有夜总会,是英军官兵寻欢作乐的地方。
沈弼的嗜好是沙漠狩猎,沙漠中有一种黑背豹,擅长跑。
沈弼特意买了一匹阿拉伯马,马名叫乌尔兰,乌尔兰不是英国人眼里的骏马,但适应沙漠的干燥气候及灼热的流沙。
沈弼常常单人匹马,烈日晒得他像非洲人一样黑。黑背豹很少遇到,沈弼常骑马作横穿大沙漠的冒险。
“我用18英镑买下了那匹阿拉伯马。6个月之后,我被调到别的地方去。我把那匹马卖了,得回20英镑,在6个月内获利10%,很不错。那是我平生第一笔成功的商业交易。”
1948年,沈弼退役回国,发现英国的一切都死气沉沉。军戎生活使沈弼的心变野了,他怀疑自己是否能安下心来上大学。于是他选择了就业。
选择什么职业,沈弼却一片茫然,他父亲是英格兰银行职员,但这对沈弼的抉择及日后的发展影响都不大。吸引他作出抉择的依然是东方。
“到远东去?到远东去!”英政府鼓动青年的口号,在二战时冲淡了许多,依然魅力不减。
一天,沈弼在地铁车站邂逅军营中的一位老友,两人去咖啡店叙旧。沈弼说起他正在找职业,老友说,香港汇丰银行正在伦敦招聘职员。
沈弼喜出望外,他一直向往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大国华夏。
他立即去汇丰银行伦敦分行,马上就被聘用了。见习期的月薪是二十英镑,不算太低。
前不久,汇丰大厦尚未竣工,沈弼在香港英国海军部中心的临时大班办公室,接见记者采访时说:
“当时,这家银行急需聘请人员,补充人手的不足。战争期间,这家银行的人员损失10%以上,幸存下来的许多人员因年老而退休了。我前往应征,接见的情形比今天随便得多。当时要我回答的问题,同我猜想今天要求职者回答的问题相比,简单得多了。”
沈弼在另一场合又说:“当时他们没有间我的学历,按今天的要求,我是根本没有资格进汇丰的。大概他们猜想像我这种年纪的年青人,不可能拥有牛津大学的文凭,也许是我参过军,有比较丰富的人生经验,所以他们未将我拒之门外吧。”
在格雷斯丘奇街的伦敦分行受训6个月,沈弼登上一架飞往香港的水上飞机。
飞机白天飞行,晚上降落在航程中的城市。飞机共飞了5天,当时的感觉,认为快得令人难以想象。
飞机于1949年5月31日降落在启德机场,正是他二十二周岁生日,真是惊人的巧合。
在机场,在沿途,处处可见内地来的战争“难民”。他们的衣着,大多还算体面,可神色,个个愁眉苦脸、惊惶且迷茫。
汇丰银行的员工宿舍在山顶种植园道的英式洋房。
4个月后,沈弼被派往日本横滨的汇丰分行。
当时,日本处于盟军的占领,英国也是盟国之一,汇丰的英籍职员名正言顺受到盟军的优待,他们的物资供应均来自美国,并可免费乘坐火车,并进盟军俱乐部享受奢侈生活。
日本人的处境使沈弼感到痛心,东京一片废墟,粮食紧张,每一个西方人身后,都会跟随一大群乞讨的人群。
日本还有希望吗?连“大上皇”都不是很有信心。
沈弼回忆道:“当时日本整个国家患了炮弹休克症,毫无生气,像一具死尸。”
横滨分行几乎没什么业务可做,当时所有的外国银行都不敢贷款给日本人,认为钱贷出,就像给患绝症的人买几片镇痛剂,无济干事。
韩战爆发,日本经济死灰复燃,出现奇迹。银行加速运转,如润滑剂启动日本经济的巨轮。
沈弼在日本呆了4年,亲眼目睹日本这个经济巨人率先在东方站起。
“东方人并不愚蠢,他们在许多地方优于西方人。”这是沈弼在日本获得的印象。
1956年,沈弼任出口部经理。1967年再次提升为会计部主任。
他先后两次派在海外工作,回来都得到提拔。
与沈弼同一年进入汇丰,后来任汇丰副主席的鲍约翰回忆道:“汇丰是一家很看重能力的银行,不像英国国内的银行那么看重文凭。我与沈弼都是行武出身,点滴经验都是实践中摸索出的,战后汇丰的发展很快,不断扩充新人,像我们这批稍老的职员,只要干得好,
就有提拔的机遇。”
沈弼在进出口部从事押汇业务,他对香港的工业家如何从海外进口原料,加工后,又如何返销海外市场了如指掌。
当时很多华人工业家,求助沈弼贷款给他们办厂。对香港地区的投资,归项目经理负责。
但对申请贷款人的信誉,沈弼的态度起关键作用。沈弼不像某些职员那样,对华人待有偏见,他以在日本所见的事实,来说服同事对东方人修正看法。
在这点上,沈弼与项目经理桑达士颇为接近。后来桑达士升为汇丰大班,沈弼又与桑达士的后任紧密配合。
沈弼走访了许多山寨工厂,结识了许多华人朋友,也支持了他们中的许多人。
手表、塑胶花、电筒、玩具、纺织、针织、成衣、假发,众多的行业都有沈弼一手扶植起来的山寨工厂。
他们的产品行销欧美市场,促使了香港经济的起飞,使香港经济由转口贸易转为工贸并举。
沈弼扶植的工厂,成功的多,失败的少。即使是血本无回,对一家大型银行来说,山寨厂的投资微乎其微。因此,投资加工业这一项,为汇丰赢得巨额利润。
有记者问沈弼升为汇丰大班的秘诀,沈粥说:“是我运气好。”
诚然,一个人的巨大成功,运气是很重要的,但沈弼独具杰出银行家的慧眼,不能下是其中的重要因素。
1971年,沈弼再次升任为汇丰银行总经理;1972年他任常务董事;1973年沈弼升为副主席;1977年沈弼起担任主席,成为汇丰银行的大班。
这一年,沈弼正好五十岁,是西方银行界最年轻的大班之一,也是杰出的银行家之一。
沈弼大权在握,即对包玉钢贷款采取收缩政策,渐渐断奶。这迫使包玉钢转向日本银行贷款,更迫使春风得意的包氏静下来沉思。
世上任何事物,有盛必有衰。全球航运业发展过速,船只必会饱和过剩,这对船王级船东,不啻是一场灾难。
包玉钢急速刹车,弃舟登陆,逃避船灾。在这点上,十足的银行家沈弼,比曾是银行家的包氏,似乎更沉稳冷静。
沈弼斥巨资辅佐包氏登陆,是因为汇丰与环球有太多的利害关系——一损俱损,一荣共荣。
“银行不是政治机构,不是民族堡垒,更不是慈善团体,银行就是银行。”沈弼常常对思想激进的年轻下属教诲道。
这也是沈弼可以在五十岁掌握汇丰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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