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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六二章 船就是印钞机


  董浩芸对排名的计算方法提出异议,并致信编辑部,说汇丰银行拥有包氏船队的一半股份,包氏全资拥有的吨位约在六百五十万。董浩芸的这封信引起世界航运业的反响。

  《纽约时报》称董浩芸是“世界最大的独立船东”。

  董浩芸仍不满足,他欲取掉其中“独立”二字,成为“世界最大的船东”。

  七十年代世界航运业大旺,刺激了造船业的蓬勃发展,  继日本之后,南朝鲜、台湾等地脐身世界造船“王国”行列。

  为强化竞争,各船厂削价承接造船订单。众多船东大肆扩大船队,到了令人发昏的状态。世界商船总额严重饱和。

  在航运业泡了一辈子的董浩芸,就没看到萧条的阴影正笼罩着他的庞大船队吗?

  董浩芸确实看到了,但他根据以往的经验,  认为只是数年问的不景气,绝没想到竟会是空前船灾,时值十多年后的今日,  世界航运业还未彻底摆脱阴影。

  埃及禁止非友好国的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,董浩芸的油轮大显神威,成为浮动的金矿;苏联谷物歉收,董浩芸的散装货轮,加入了从美国运载谷物的航线。

  现在,这都在渐成历史。从七十年代末起,董浩芸把造船重点放在货柜船上。董浩芸的选择方向是对头的,从  80年代起其他用途的船呈减势,唯货柜船呈增势。

  然而,看好货柜船的,又岂止董浩芸一人?

  董浩芸新船的下水礼,以浩大豪华而蜚声世界。

  罗光影先生在《东方学者号下水礼》一文中写道,“东方学者号是董浩芸名下第一百一十二艘轮船。

  董浩芸的船只每逢举行下水礼时,他所有亲戚朋友、银行顾问、顾客及同事便聚集一堂,当然还需加上艺术界的朋友,譬如芭蕾舞家玛歌芳婷及钢琴家林柏尼。

  他会把飞机票送到所有人的手中,保证他们一定到场。

  “东方学者号在法国里维拉举行下水礼,  法国特派海军乐队在船坞先演奏‘星条旗’,继而是‘天佑女王’,最后才是‘马赛曲,;穿着传统服装的民族歌手则以高音合唱法国歌曲;主侍下水礼的女士是波士顿第一国家银行主席希尔的妻子宝丽,她把一瓶香摈掷向船头,说道:‘将你命名为东方学者!’

  “每逢新船下水,董浩芸自己精心设计的庆礼节目总是为期三天,宾主有充分的时间吃喝跳舞..这是董浩芸在法国建造的第十艘船,法国唯恐招待不周,派出一大堆重量级人马到场助兴,而且全部穿上礼服。

  不过董浩芸仍认为场面不够隆重,他说:‘真要给这些法国佬看看我的新船在日本下水礼的排场!’

  一位英国石油公司的行政人员忆述董浩芸在日本得到的礼遏:香摈酒瓶打破后,便鸣放二十一响礼炮,跟着放白鸽满天飞。

  百多个穿着和服的日本佳丽从船上走下来,带所有的宾客上船参观。”

  董浩芸大肆造船,为陷入危机的世界造船业带来一束曙光,却无法驱散笼罩航运业的愁云惨雾。

  据航运刊物报道,70年代末,仅北欧的港口,  停航塞港的船只达  1亿吨。航运界人士不禁纳闷:别人减船,董浩芸造船,  他不怕这些巨轮成为海上坟墓?

  董浩芸不是没看到这些不详的报道,但他认为这些人过于杞人优天。航运业不景气,船价暴跌,正是扩充船队的大好时机。

  老牌世界船王、希腊的奥纳西斯正是在世界经济危机中,买下一批被智者视为废铁的海上坟墓,数年后航运业转旺,海上坟墓一跃成为海上金矿!

  董浩芸欲做世界第一。

  他得知胆小谨慎的包氏正在减船,更是踌躇满志,压倒包氏,指日可待!

  1980年,56.5万吨级的海上巨无霸轰然下水。

  许多船东的油轮停航,而他的巨无霸却揽上日本的业务,不能不算异数。同一年,更为轰动的是他以一亿一千六百万美元的较低价格,一举吞并英国大型船业集团——佛奈斯维公司。

  英国《泰晤士报》惊呼:“素有东方海上巨龙之你的董浩芸船队,如今成了海上恐龙!”

  恐龙硕大无朋,但绝不是好事。

  董浩芸船队的旗舰,是东方海外货柜航业有限公司。

  东方海外一飞冲天,1981年盈利达到高峰,年业务盈利一亿七千四百港元,非经常性项目盈利一千二百二十万港元,外汇折算差额溢利四千一百二十万港元。香港航运股中,东方海外股风头最劲。

  1982年  4月,董浩芸船队规模空前,有一百四十九艘船,总吨位一千一百多万吨。其时,包玉钢正大肆减船,船只总吨位不确。

  4月中旬,董浩芸将去台湾举行第一百五十艘船的下水礼。一些传媒便把“世界第一大船王”的佳冠戴在董浩芸头上。

  这艘在高雄造的新船,名为宪章号,是三万吨级的豪华邮轮。

  董浩芸有一问船务公司在湾湾注册,更加上船东是船厂的衣食父母,湾湾对下水礼分外重视,届时有一大批重量级人物云集高雄为董浩芸捧场。

  最令董浩芸无限风光的是  4月  17日,他将携摩纳哥雷尼尔王子伉俪飞往高雄,由美艳惊世的王妃一一前好莱坞影星姬莉亲自命名宪章号。

  董浩芸有这个殊荣,是他被欧洲堵国摩纳哥皇室任命为驻港名誉领事,这是董浩芸的诸多荣衔之一。

  传媒纷纷看好这一次下水礼。

  岂知世事难料。4月  14日,雷尼尔王子夫妇抵港,有关方面不准董浩芸去机场迎接。

  事后有人推测,董浩芸因业务关系,,港府出于各方面的考虑,不让董浩芸去机场。

  董浩芸当时气得发颤,认为是莫大的侮辱,加之连日劳累,不堪打击的董浩芸当夜突发心脏病,被急送养和医院,次日凌晨,一代船王魂归大海,享年  71岁。

  董浩芸再也不能参加  17日的下水礼了!

  4月  17日,原定为台湾的下水礼,变成香港的葬礼。港督麦里浩、摩纳哥王于夫妇、香港的政要巨商及各方代表  3000余人参加葬礼。

  港台报章,多以“下水礼变成葬礼”的大黑标题,报道董浩芸葬礼盛况。

  黄忻强先生在《船王遗恨》一文中,叙述董浩芸葬礼后道:“一时香港街头巷尾、茶楼酒肆都在谈论董浩芸的生前身后。人们仿佛看到了落日余辉,叹息董浩芸晚年好大喜功,会祸延后代。”

  东方海外主席兼行政总裁,为董浩芸长子董华。

  1982—1983年,世界船灾如寒冽的海风掠过全球各大港口。

  港口成了停航船只的坟场,船租暴跌。东方海外盈利一泻千里,负债高达十四亿美元(约合七十亿港元)。

  而  1978年,东方海外的船只市值为五十亿港元。

  而世界第一船王就此没落,实在让人感叹不已。

  香江第三船王赵从衍来香江正值1948年。

  1948年隆冬,刺骨的寒风在黄浦江掀起浑浊的浪花。

  国星号的汽笛如位声在外滩的洋行大厦间回荡,国星号缓缓偏离码头,将驶往南海的香港。

  这大概是国星轮第一次装载这么多乘客,它纯粹是一艘散装货轮。不过眼下这情景,已见怪不怪,离沪的“难民”如潮水四溢。

  国星轮上,就有该轮的老板——赵从衍及他的四位公子,船上的上海人问赵老板还回不回沪上。赵从衍道:“我是去避避风头的,当然还要回来。”

  熟悉沪上航运界的人们,谁不知道赵从衍的大名。赵从衍跟人们通常所见的船东不同,他们多是从风口浪尖中摔打起家的,而赵从衍是律师出身,纯粹一介书生。

  赵从衍是苏省无锡人氏,父亲是官僚,家境富裕。赵从衍就读于沪上东吴大学法学院,求学期间,与同学倪亚震结为伉俪。赵从衍毕业后,在上海做律师。

  1940年,日伪对律师重新注册登记,赵从衍为示“抗议”,放弃律师业,投入商界。

  最初与一位英商从事进口香烟业务。日军偷袭珍珠港,英美与日本成为敌国。英商离沪流亡,香烟进口业务嘎然而断。

  赵从衍与友侪开办船务行。他们没有船,仅是代理——为货主联系船只,又为船主招揽货源,从中赚取佣金。这便是赵从衍的航运启蒙学校。

  上海收复,中原大地千疮百孔,百废待兴,物资极为匾乏。

  日占期间,上海留下大批物资,远东各处,亦有战争剩余物资运来上海。

  赵从衍见这是一宗好买卖,便倾其多年积蓄,购买一艘二手洋轮,取名国星号。

  赵从衍既是船主,又是货主,一石二鸟,财源广进,到1947年,已跻身千万富豪。

  当年百万富翁已是非常了不起,赵从衍三十出头就有千万身家,在富翁云集的上海滩亦不多见,以市值论,相当今天的数亿。

  赵从衍马上大举进军房地产,购下的物业竟有数条街之多。好像赵氏是开国家银行的——他那艘国星轮就是“银行”。

  1948年冬,红党气吞山河,锐不可挡。赵从衍安排太太带幼女乘飞机去香港,然后带四个儿子乘自己的船去香港。赵从衍选择了中立的香港为避风港。

  赵从衍的儿子赵世光回忆当年的情景:“当时父亲告诉我们要到香港度假去,谁知一去便是几十年,而且是在香港落地生根。当年,我们乘搭的那艘轮船体积庞大,大约有三千到四千吨,俨如巨无霸一样,至今我仍然历历在目。”

  赵从衍带出的唯一家当是国星轮。国星轮三千五百吨级,是当时比较大的海轮。赵从衍便把国星轮当主,作为家庭赖以生存的唯一财源。

  逃港的上海人,都说赵从衍是个聪明人,带来一笔“会走动的资产”,来到香港便衣食无优。

  和所有来港的上海人一样,赵从衍陷入人生地不熟的困境。为了揽货,赵从衍把运费压低,却又遭到同业的谴责。

  赵从衍见逃港的上海人愈来愈多,估计一时难回上海,便在港庄册一间华光船务公司,雇用一名粤籍的香港人帮他揽货。

  “有船就是印钞机”——当年为韩战运载货物的船主、货主均这么说。

  然而,利润大,意味着风险大。港府对内地实行禁运,要闯过香港海关这一关,已是不易。

  过湾湾侮峡,果党军队为防红党攻打台湾,在海峡布水雷。

  愈接近辽东半岛和北韩,危险愈大,若遇到漂亮国巡洋舰,不是被扣留,就是被击沉。

  船毁人亡、为之破产的船东大有人在。

  国星轮跑过短暂的险程,盘满钵满的赵从衍便适可而止,开辟至日本横滨的航线。

  韩战使日本经济绝处逢生,由于地理的原因,日本成为漂亮军的后方基地,日本产业界获得大量的战时特需订单。

  日本工业化路子与香港一样,都必须依赖海外的原料市场。远东大闹船荒,国星轮不愁货源,运费虽比跑“险程”低,盈利仍十分丰厚。

  赵从衍把盈利投入购买二手船,渐渐拥有一支可观的船队。到五十年代未,华光船务到日本订造新船,然后慢慢的把老船淘汰。

  随着船队的庞大,赵从衍渐渐放弃全船揽货经营的单一方式,将一部分船只租赁出去。

  赵从衍的做法是:假设这艘船的建造借款是一千万,每月连本带息要还五十万,但月租金收入有一百万,除了还本息,还有钱赚,大约两年赚回一条船。

  赵从衍对赚钱锱铢必计,精打细算。

  赵从衍说:“港督府规定船只必须每年入船坞接受检查一次,若船员在船只进入船坞前便维修妥当,船只留在船坞的时间便可由两星期减缩为七天。节省了七天,便等于多赚了钱,这便是我当船主的生财之道。若船又出了毛病,租船者便不肯再租,若能准备精干的工程人员解决出现的毛病,让船只得以继续行驶,问题便可解决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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