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4）

深夜的北京，温度已接近零下10度。

走出办公楼，我没注意地面的冰雪，脚底一滑。幸亏走在我身后的方律师拉我一把，我才不至于摔跤。

“马卓，我送你吧。”方律师说。

尽量不麻烦别人是我的宗旨，但现在公车地铁都没了，这么冷的天，就算打车估计也要等上好一阵子吧。我正在犹豫，忽然就看到了站在马路对面的肖哲。尽管他戴着一个厚厚的雷锋帽，脸挡住了一大半，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来。他站在一根电线杆的旁边一动不动，好像在和它比赛谁能更直一些。在他左脚边上，放着一个安安静静的生日蛋糕。

他应该是看见了我，但他没有任何动静。不知道他维持这种“另类麻豆”造型到底有多久，我真怀疑他是不是真的被冰冻了，以至于智商思维统统归零。

“谢谢你。”我对方律师说，“我可以自己回的。”

“有人接，我就放心了，明天见。”方律师的眼光望向马路对面，了然于胸地拍拍我的肩，转身走了。

我一路小跑到肖哲面前，抬起头看他。雪花不知何时细细地飘起来了，路灯下，肖哲的眼神显得空洞而又奇怪，像是被谁念了什么跟立定术有关的咒语。

“喂！”我用力推他一下，大声向他喊，“发什么呆呢！”

他还是不理我，我就知道他又开始犯病了。不用说，一定是埋怨我忙得太晚了，没能和他一起庆祝生日。

“今天好多事情，所以一直加班到现在。”我伸出一只手替他把地上的蛋糕拎起来，另一只手拖住他说，“我们快去路口打车吧，快要冻死了！”

他挣脱我，闷声闷气地说：“你真的是加班吗？”

“你以为呢？”难不成他以为我在办公室唱卡拉OK？

“为什么要加到这么晚？”

“没忙完呀。”

“都忙什么呢？”

“肖大律师，”我没好气地说，“我都工作一天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再审问我了？”

“你骂谁呢，”他说，“可别叫我律师，我最烦律师。”

我瞪他一眼。

“那个人，我看不顺眼。”他终于说到正题上，“没事拍你肩干吗，动手动脚的人最没修养。还有啊，我见过实习的，没见过像你这样实习的，小心别人打着工作的幌子……”

我没等他说完，把蛋糕放回到地上就走。我最烦他喋喋不休的时候，肖哲从来就是一个电台男——像一台冰冷的收音机一样不厌其烦地兀自播放，以为这样就叫沟通了。更关键的是，既然见面只想教训人，他何必这样深更半夜天寒地冻等在这里！

“马卓！”他在我身后大声喊我。

我没理他，不给他点颜色看，他说话永远都不知道轻重。

“马卓同学！”他又喊，但语气明显委婉了许多，“你又错过我生日了，难道连句道歉也没有么？”

我走回去，扬起手腕上的表对他说：“你看清楚了，11点55分，你还在过生日，大寿星，对不起，生日快乐，OK？”

“我来不及许愿了。”他焦灼地说。

我弯下腰，三下两下替他拆开蛋糕，找到蜡烛插上，问他：“有火不？”

“有必要这么前卫么？”他一面充满怀疑地问，一面却很配合地蹲下身来，掏出打火机递给我。

我把蜡烛点燃，他不看着蜡烛，却偏偏看着我的脸，小声夸我说：“你总是这么有创意，佩服。”透过他厚厚的眼镜片，我发现他的眼底有一层浅浅的灰，嘴咧着，活脱脱像一只青蛙。我看了看手表对他说：“快点许愿啊，过了12点或许就不灵了。”

“许什么好呢？”他把他的雷锋帽取下来塞进怀里，双手合十，闭上眼，叹口气说道，“好像每一次许愿都是许这一个，就是不知道哪一天能真正实现。是不是应该趁早换一个，才算是聪明呢？”

可是，还没等他说完这些又长又唠叨的自问自答的话，一阵疾风已经迫不及待把蜡烛给抢先吹灭了。

还好他没注意，估计正沉浸在他那些美好的愿望里。

我用手指挖了一点奶油，飞速擦到他的鼻子上。他却一把抓住我的手指，大声问我：“难道你真的一点儿也不关心我的愿望么？”

雪开始越下越大，落在他的眼镜和鼻梁上，这让他看上去像座丰碑，立在雪地里挪不向前的英雄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他不解地问。

“笑你好笑。”我说。

“那随便笑随便笑，只要你高兴就好。来吧，我分蛋糕给你吃。”他说，“你必须吃一点点，这才有助于我愿望达成。”

“好。”我正好又冷又饿，不介意此时此刻站在电线杆旁吃一块甜甜的生日蛋糕。肖哲俯身，小心地把蛋糕上的生日蜡烛取下来，丢到附近的垃圾箱，又飞快地跑回来，郑重地切了一小块蛋糕放到纸盘里，再放到我手心上。然后，他自己也切了一块，一边吃一边对我说：“长这么大，我还是第一次在飘雪的马路牙子上许生日愿望和吃生日蛋糕，嘿嘿，真说不出是浪漫还是悲哀！”

“用词不当！”我批评他，“哪来的悲哀？”

“没家的悲哀！你想想，如果此时此刻，我们待在温暖的家里，有个很大的客厅，柔软的地毯，一扇看得见京城万家灯火的落地大飘窗，一杯红酒，哦不对，两杯红酒，夫复何求呢？”

最后五个字，他说得很抒情很用心。我只能塞下一大口蛋糕，装作被噎住，发不出半个音。

“你冷不冷？”他三口两口吃罢，从怀里取出他的大雷锋帽来给我戴上。帽子被他的体温捂热，冰凉的耳朵忽然感受温暖，就有些轻微的耳鸣。

“对了马卓，”他说，“我说的那个惊喜你要不要听？”

“说啊。”我把那个粉色的蛋糕纸盘捏在手里，抬眼看着他。他的样子看上去和刚才那个伤春悲秋的他大不一样，眉间一看就是藏了个天大的喜讯。其实从考上大学起，他就不停地有好消息告诉我。拿全院最高的奖学金啦，很多种比赛项目的第一名啦，买对股票赚得人生第N桶金啦，种种利好消息对他而言是家常便饭，我早就习惯。

其实我最欣赏他的，也正是他身上那种永不放弃的精神。不管做什么，他好似都充满激情自信满满，比起我们学校好多永远在宏伟计划中原地徘徊的男生，肖哲这样的人，在当今社会，确属稀有品种。

我一边等他宣布他的大好消息，一边弯下腰收拾地上的蛋糕，准备带回去和宿舍的姐妹们分享。今天这么晚，又要吵醒她们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坦白说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比我想象中要累得多，但我的倔强不允许我退缩半步。

直到他在我头顶上像唱歌般大声宣布：“算了算了，不让你猜了，我还是直接告诉你吧，阿南叔要搬来北京了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这下我是真的耳鸣了。

“你爸，阿南叔，要搬来北京啦！”肖哲兴奋地说，“他在亚运村买了房子，两室一厅，今天通知下周交房！过完年你在北京就有家了！真让人羡慕啊。不过我也会奋斗，努力赶上你们的！”
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这消息对我而言，无异于晴天霹雳。

“一年前就在计划了，房子定金还是我替他去交的。他怕你有意见，所以一直瞒着没告诉你。不过我想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吧，又可以跟爸爸常在一起了。你家那地儿我知道，离地铁也不远，挺方便的。”

“房子多少钱？”

“我不太清楚，”肖哲说，“两万多一平方吧，北京的房价，是很离谱的。一套房怎么也要两百来万才够。”

“他哪来这么多钱，是贷款的么？”我觉得我就要哭了。

“这些我真的不太清楚呢，”肖哲说，“不过马卓，你不用担心这么多的吧，阿南叔不是那种瞎来的人，他做事有分寸的，你相信他就好。”

“你懂什么！”我生气地把蛋糕往他怀里一扔，他没接住，蛋糕整个掉到地上。估计再捡起来会变得惨不忍睹，但和我此时此刻乱七八糟的心情比起来，又算得了什么呢。

我把他的破帽子扔回给他，裹紧自己身上的大衣，疾步往路口走去。天已经够冷了，可是我觉得我还需要冷静。

“马卓！”他跑上前来拉我，我推开他继续走。

他跟在我身后碎碎念：“阿南叔这么做，就是希望你毕业后铁了心留在北京，不要为了他回到那个没有发展的小地方，他的一片苦心，你一定能体会的吧。所以，马卓，你应该要高兴，不然他会扫兴的！”

“这是我家的事。”我转身对他说，“与你何干呢？”

他显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，只是半张着嘴，表情尴尬。

一口一个阿南叔，想必这些年，他们之间，什么该谈的都谈过了吧。但是，就算他们惺惺相惜，也无权背着我去做任何与我有关的事，或者干涉我做出什么决定。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，我都不喜欢。

雪越下越大，飘落在我的脸上，可我却感觉到脸上有热气，它们蒸发到我头顶，又缓缓地降落，直至将我整个人包裹得紧紧的，令我快要窒息。我不能确定肖哲是不是还跟着我，当然他一定是在跟着我，但是我也不想回头看，如果他真的当我是朋友，总有一天会理解我不可理喻的怪脾气到底从何而来。

只是他，他已经快五十岁了，他已经为我付出太多太多，他到底要我欠他到什么时候？他到底要何时才会明白，我已经长大，我再也不是那个需要他时时刻刻照顾的孤儿马卓了呢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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