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十四章 博尚
两个星期里,整个巴黎沸沸扬扬都在谈论伯爵府上这桩胆大包天的偷盗未遂案。窃贼临死前曾在一份笔录上签字,指控贝内代托是杀害他的凶手。警方受命派出全部警探追查杀人凶手的线索。
卡德鲁斯的短刀、遮光提灯、钥匙串和衣服都在法院书记室存了档,就是背心没找到。尸体送到陈尸所去了。
有人问起,伯爵总是回答说,出事的那晚他正好在奥特伊别墅,所以他知道的情况都是听布索尼神甫告诉他的,这位神甫完全是碰巧,那天晚上要在他家的图书室里查找几本珍贵的书籍,所以是在那儿过夜的。
只有贝尔图乔,每当听到有人提到贝内代托的名字,就变得脸色煞白。不过,好端端的谁也不会注意到贝尔图乔的这种脸色变化。
被请去查勘现场的维尔福,已经接受这桩案子,并以他对自己负责起诉的刑事案件的一贯的热忱,着手安排预审的准备工作。
但是三个星期过去了,紧锣密鼓的侦查工作毫无结果。在社交场上,大家开始忘记伯爵府上这桩偷盗未遂、同伙刺杀窃贼的案子,他们的兴趣转移到唐格拉尔小姐和安德烈亚·卡瓦尔坎蒂子爵日趋临近的婚事。
这桩婚事差不多算得上是宣布了的,年轻人在银行家府上已经被当作未婚夫加以接待。
老卡瓦尔坎蒂先生方面也已去了信,他回信说完全赞成这门亲事,并在表示因公务在身,无法抽空离开帕尔马而深感遗憾的同时,申明同意把年息十五万利弗尔的本金交给儿子。
这三百万本金,已经说定存放在唐格拉尔的银行里,由他去进行投资。有人早就在年轻人的耳边吹风,暗示他未来的岳父近来在交易所连连失手,情况很不妙。但年轻人襟怀坦荡,对唐格拉尔先生笃信不疑,不为这些风言风语所动,并以体恤为念,从不把这些话搬给男爵听。
因此,男爵对安德烈亚·卡瓦尔坎蒂子爵喜欢得不得了。
欧仁妮·唐格拉尔小姐却不然。她出于对婚姻的本能的厌恶,只不过是拿接受安德烈亚作为摆脱莫尔塞夫的手段,现在安德烈亚得寸进尺,她自然就对安德烈亚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反感。
男爵也许早就觉察到了这一点。但他把这种反感归因于任性,依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且说博尚要求宽延的期限快到了。不过,莫尔塞夫也已经体会到,基督山劝他听其自然确实高明得很。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有关将军的那则消息,谁也没有跑出来说,那个出卖约阿尼纳城堡的军官,就是这位占有贵族院席位的高贵的伯爵。
但阿尔贝并不觉得自己所受的羞辱有所减轻,因为在使他感到愤怒的那寥寥几行文字里,很明显的有一种存心损伤当事人的意味。另外,博尚上次结束谈话的方式,也在他的内心留下了一个苦涩的回忆。因此他心里一直存着决斗的念头,而且一心希望,如果博尚同意决斗的话,最好能对所有的人,甚至对自己的证人,都不要提起决斗的真实原因。
至于博尚,自从阿尔贝那天前去拜访以后,就没有再见到过他。凡是有人问起,报馆的人总回答说他出门旅行了,要过几天才回来。
他上哪儿去了?谁也不知道。
一天早上,贴身男仆叫醒阿尔贝,禀报博尚来访。
阿尔贝揉揉眼睛,吩咐仆人先让博尚等在楼下的小吸烟室里;随后他很快地穿好衣服,走下楼去。
博尚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,见到阿尔贝进来,停住脚步。
“我本来正想今天去您那儿。现在您不等我去,就先来看我,看来是个好兆头啊,先生,”阿尔贝说,“唔,请快告诉我,我是该向您伸出手说‘博尚,认错吧,咱俩还是朋友’呢,还是该干脆就问一声‘您用什么武器’呢?”
“阿尔贝,”博尚说,他那忧郁的脸色让阿尔贝吃了一惊,“我们先坐下来,慢慢谈吧。”
“可我觉得正相反,先生,在我们坐下以前,您得先回答我的问题才是吧?”
“阿尔贝,”报纸编辑说,“有时候事情难就难在回答上。”
“为了让您容易回答些,先生,我就再问一遍:您收不收回那条消息,收回还是不收回?”
“莫尔塞夫,对于一个事关法兰西贵族院议员、陆军少将德·莫尔塞夫伯爵先生的荣誉、社会地位和生命的问题,一个人光回答收回或不收回是不够的。”
“那么他该怎么样呢?”
“他该像我那样做,阿尔贝。他该说:当事关一个家庭的名誉和利益时,花点钱、花点时间、受点累又算得了什么呢;他该说:同意去跟一个朋友进行殊死的决斗,光凭个大概是不够的,要有确凿的事实根据才行;他该说:如果我要拿起剑跟一个三年来我经常和他握手的朋友去厮杀,或者打开手枪的扳机对准他,我至少得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,那我才能坦然自若、心安理得地到决斗场去——而当一个人要用胳膊来拯救自己生命的时候,他是需要有这样的心理状态的。”
“好啦,好啦!”莫尔塞夫不耐烦地说,“您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哪?”
“我的意思是说,我刚从约阿尼纳回来。”
“从约阿尼纳回来?您!”
“对,我。”
“这不可能。”
“亲爱的阿尔贝,这是我的护照。您瞧瞧这些签证:日内瓦,米兰,威尼斯,特利雅斯特,德尔维诺,约阿尼纳。对于一个共和国、一个王国再加上一个帝国的警方,您总该是相信的吧?”
阿尔贝的目光落在护照上,然后惊愕地抬起来对着博尚。
“您去了约阿尼纳?”他问。
“阿尔贝,倘若您是一个外国人,一个陌生人,一个像上次的英国人那样的什么勋爵——三四个月前他跑来要我赔礼道歉,我干脆结果了他,省得他再纠缠不清——倘若您是那样的人,您明白,我是不会给自己添这份麻烦的。可是我相信,对您我是应该有这种尊重的表示的。我去的路上花了一个星期,回来花了一个星期,加上四天的检疫隔离和在那儿逗留的四十八小时,我总共花了三个星期。我昨晚刚到,现在就赶过来了。”
“我的天主,我的天主!您干吗兜这么大的圈子,博尚,您干吗磨磨蹭蹭地不肯回答我的问题!”
“这是因为,说实话,阿尔贝……”
“我看您是拿不定主意。”
“是的,我不敢说。”
“您不敢承认您的记者对您说了谎?哦!自尊心别这么强,博尚。承认吧,博尚,别让人对您的勇气有所怀疑吧。”
“噢!不是这么回事,”编辑部主任喃喃地说,“情况正相反……”
阿尔贝脸色惨白。他想开口说话,但话到了嘴边就是说不出来。
“我的朋友,”博尚深情地说,“请您相信,我要是能向您道歉,我是会很高兴的,我会发自内心地向您道这个歉。可是……”
“可是什么?”
“那条消息是确凿的,我的朋友。”
“什么?那个法国军官……”
“是的。”
“那个费尔南?”
“是的。”
“那个把主人的城堡出卖给敌人的叛徒……”
“请原谅我对您说的话,我的朋友:那个人,就是您父亲!”
阿尔贝狂怒之下,做了个像要朝博尚扑过去的动作。可是博尚与其说是伸出一只手,不如说是用一道温和的目光制止了他。
“您瞧,我的朋友,”他从衣袋里拿出一张纸,“这就是证据。”
阿尔贝打开纸。这是一份由约阿尼纳当地四位德高望重的人士签署的证明文件,证明在阿里-台佩莱纳总督麾下任上校教官的费尔南·蒙代戈上校,收受一千蒲尔斯[1]出卖了城堡。
他们的签名是经领事认证的。
阿尔贝步履踉跄,沮丧委顿地跌坐在一张扶手椅里。
这一回是无可置疑的了,那个姓清清楚楚地写在纸上。
在片刻无言而痛苦的静默过后,他觉得心口发胀,颈部的血管在扩张,眼泪止不住地夺眶而出。
博尚怀着深切的同情,望着这个被极度痛苦压垮的年轻人,慢慢向他走去。
“阿尔贝,”他说,“现在您理解我了,是吗?我是想亲眼去看看,亲自去作出判断,指望能找到一个有利于您父亲的解释,好为他主持公道。可是,事情正相反,我了解到的情况证实了,那个教官,那个受总督阿里帕夏提拔的费尔南·蒙代戈,就是费尔南·德·莫尔塞夫伯爵。回来的路上,我一直念着您把我引为挚友的深情厚谊,所以我就急着赶来见您了。”
阿尔贝仍然瘫坐在椅子里,双手遮住眼睛,仿佛想挡住光线似的。
“我赶来看您,”博尚继续说,“是要对您说:阿尔贝,我们的父辈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所犯的过错,是不关子女的事的。阿尔贝,经历过我们出生时的那个革命年代,而能不在军人的制服或法官的长袍上留下污渍或血迹的人,实在是为数不多的。阿尔贝,现在既然我有了这些证据,既然我手里掌握了您的秘密,那就任谁也无法强迫我接受一场决斗了,因为我能断定,您的良心将会谴责您,告诉您这场决斗无异于一场谋杀。可是,我要为您做的,却正是您无法启口要求我做的事。这些证据,这些揭发,这些文件,只有我一个人掌握在手里,您愿意它们不复存在吗?这个可怕的秘密,您愿意它就保存在你我两人之间吗?请相信我以名誉担保的诺言,我决不会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。告诉我,您愿意吗,阿尔贝?告诉我,您愿意吗,我的朋友?”
阿尔贝扑到博尚身上,抱住他的脖子。
“呵!多么高尚的心灵!”他喊道。
“给。”博尚说着把那份文件交给阿尔贝。
阿尔贝伸出一只瑟瑟发抖的手,抓过这些纸,捏得紧紧地揉成一团。他想撕碎它,但又怕碎纸片让风吹走以后,哪一天又会飞回来打在他的额头上。于是他走到那支点雪茄的长明蜡烛跟前,看着纸片一点点烧成灰烬。
“亲爱的朋友,我最好的朋友!”阿尔贝一边烧毁纸片,一边喃喃地说。
“但愿这一切如同一场噩梦那般过去吧,”博尚说,“让它们就像这些烧焦的纸片上最后几处闪亮的红点,从此永远消失,就像从这些无声的灰烬中升起的轻烟,就此飘散得无影无踪吧。”
“对,对,”阿尔贝说,“但愿就只留下我对您,对我的救命恩人永存的友谊,这友谊会在我们的子子孙孙中间天长地久地流传下去,这友谊会永远提醒我记得,我血管里流着的血,我的整个生命,我的名字的荣誉,都是您给我的。哦!博尚,我对您说实话,要是这件事泄露出去,我是会朝着脑袋给自己一枪的。噢,不,可怜的母亲!我无论如何不想让她伤心而死,我会逃亡到国外去的。”
“亲爱的阿尔贝!”博尚说。
可是这种突如其来的,甚至不妨说强自为之的兴奋状态很快过去了,阿尔贝陷入了更为深沉的忧伤之中。
“哎!”博尚问,“又怎么啦,我的朋友?”
“我觉得,”阿尔贝说,“心里有个地方碎了。请听我说,博尚,一个父亲毫无瑕疵的姓氏带给儿子的那种敬重,那种信赖和骄傲,是没法在一秒钟里就这么割舍的。哦!博尚!博尚!现在我还怎么去跟他说话?难道我要把额头从他凑近的嘴唇下缩回来,难道我要把手从他伸给我的手下缩回来吗?……喔,博尚,我是世上最不幸的人。唉!我的母亲,可怜的母亲,”阿尔贝满眼含泪凝望着母亲的肖像,“要是您知道了这一切,您会多么伤心啊!”
“来,”博尚握住他的手说,“坚强些,朋友!”
“可是登在您报上的那条消息,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?”阿尔贝喊道,“在所有这些事情背后,隐藏着一股不明来处的敌意,隐藏着一个看不见的仇人。”
“所以,”博尚说,“您更加得坚强,阿尔贝!不要让您的情绪在脸上流露出来;您得把痛苦藏在心里,正如云层里藏着毁灭和死亡,只有在暴风雨降临时,人们才能猜透这致命的秘密。好啦,朋友,积聚起您的精力,等待那骤然爆发的时刻来临吧。”
“喔!难道您认为事情还没完吗?”阿尔贝充满惊惧地问。
“我什么也没认为,我的朋友。不过说到底,一切都是可能的。顺便问一句……”
“什么事?”阿尔贝看见博尚迟疑着没把话说出口,便问道。
“您仍然要娶唐格拉尔小姐吗?”
“您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,是什么意思,博尚?”
“因为,在我想来,这桩婚事是成还是吹,跟我们眼前考虑的这件事很有关系。”
“怎么!”阿尔贝脸涨得通红地说,“您认为唐格拉尔先生……”
“我只是问一下您的婚事现在怎么样了。嘿!请您别在我的话里找我根本没有的意思,别以为这些话有什么弦外之音,好吗?”
“噢,”阿尔贝说,“这桩婚事吹了。”
“那好。”博尚说。
随后,他看到阿尔贝的神情又要变得忧郁起来,就说:
“嘿,阿尔贝,要是您信得过我,就跟我一起出去吧。乘车或骑马在树林里兜一圈,可以让您散散心。我们再一起回来找个地方吃早饭,然后您去干您的事,我去干我的事。”
“好吧,”阿尔贝说,“不过我们还是走路吧,我想,稍为走得累一点,我也许会感到好受些。”
“行。”博尚说。
两个朋友一路走去,沿着林荫大道来到玛德莱娜教堂。
“哎,”博尚说,“既然已经到了这儿,何不再走几步,去看看基督山先生,也好让您散散心。他这人从来不好提问,却自有一种使对方振作起来的奇妙本领。其实在我看来,不爱提问的人,才是最善于安慰别人的。”
“好,”阿尔贝说,“上他家去吧,我喜欢他。”
[1]土耳其货币记账单位,一蒲尔斯合五百皮阿斯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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